甲骨文为什么破解不了

甲骨文之所以破解不了主要是因为缺少足够的文字资料进行证实，或者是说很难进行证实或证伪。并且甲骨文起源于商朝，距今至少有36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它的形成并不完全靠象形创造出来，没有任何依据对其研究。

甲骨文破解不了的原因

甲骨文之所以破解不了主要是因为缺少足够的文字资料进行证实，或者是说很难进行证实或证伪。并且甲骨文的书写没有特定的写法，甚至是其中的一些文字都不是靠象形创造出来的，所以没有任何依据来确定是什么文字。

甲骨文起源于商朝，距今至少有36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因为被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而得名。最初的作用是占卜所用，因为商朝统治者较为迷信鬼神，行事之前喜欢将事情镌刻在龟甲上用于测吉凶。

甲骨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记录殷商王室占卜的内容，有天气、农作收成、病痛、祭祀、作战的等各种大小适宜。所以从甲骨文的内容上面可以很好的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能的指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清华大学破译战国文物，意外揭开甲骨文百年谜团，难怪找不到夏朝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在三星堆等各个古老遗迹中又有了新发现。每次有重大历史遗迹被发掘，人们总是非常兴奋，然而没过多久大家就把这些事情抛之脑后了。毕竟，人们总是习惯追求新鲜感。

然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依然在努力破解那些文化密码。其实，文化遗址的发现、文物的发掘只不过是考古研究的第一步而已。要让考古学真的有价值和意义，随后的破译、研究才是重头戏。

如今考古学界最看重的，肯定是夏商周时期的历史还原，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关于这些时代的信息人们知之甚少。只不过，当清华大学的学者破译战国文物的密码后，却意外揭开甲骨文百年谜团：难怪我们找不到夏朝。

每每提到中国王朝的开端，那必定离不开夏朝。后来历史中秦朝的诞生固然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但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并非第一个王朝。

我国王朝历史之首就是夏朝，夏朝覆灭后，中国的王朝才开始从禅让制变成世袭制，逐渐走向了“家天下”的形态。根据历史记录，夏朝虽然不是我们常能学习到的王朝，它却连续统治了470年左右，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直到其最后一任王桀荒淫无道，才终止了这个朝代。很显然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这一王朝的形成，要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社会形态——三皇五帝时期。

所谓的三皇五帝，是人们对王朝形成之前的那些历代统治者的统一描述，其实数量远不止这八个人。我们熟悉的伏羲女娲兄妹、炎黄二帝、颛顼、少昊、神农氏、燧人氏等等，都包含在内。

上古时期的社会形态，主要以大型部落为主，人们聚集在领袖之下，打渔、捕猎，中途又会有小的部落被统一、吞并，从而华夏大地上的文明越来越统一。那时候，部落的领袖选举都是禅让，这是人们早期的道德标准，是对领袖的标准。

人们最熟悉的禅让例子，开端是大禹治水。大禹的父亲是繇，当年黄河水患，繇是尧帝手下治水的能臣。为了尽快降低黄河水患带来的损害，尧帝命令繇去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当年繇并没有认识到黄河水患的根本问题，结果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导致隐患越来越大。因为繇没有完成任务，最终被尧帝斩首了。这样，黄河水患治理的责任就落到了大禹的肩上。

大禹吸取了自己父亲当年的错误教训，深思熟虑后，大禹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失败。繇当年所采取的方法是修建河堤，想要把黄河水彻底堵住，但是黄河水是源源不断的。

靠这一办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河流上下游的落差越来越大，到最后一旦河岸崩溃，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因此大禹在接到任务之后，立刻命令手下的人开始修建河坝。

他并不想堵住黄河水，而是为黄河水开路，疏通河道，最后达到引流的目的，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禹治水，虽然这一工程相比修建河堤来说耗费时间更长，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大于的治理效果很显然是非常显著的，最终他解决了黄河水患的问题。

因大禹治水有功，所以他在部落当中的声望也越来越高。之后舜要退位的时候，决定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大禹去做。就这样，部落首领的位置一直通过禅让的方式传到了夏启这里。

结果这个夏启有了私心，退位的时候却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从那时候开始，国家、部落或者王朝的统治权，就全部落到了某一个家族手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天下”。

虽然历史上的夏朝持续了470多年，但是除了这一点外，历史上几乎找不着任何和夏朝有关的记录。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过去了，导致夏朝能流传下来的文物也非常少。

这就使得一些持怀疑论的人发出了疑问：夏朝真的存在吗？就连三皇五帝时期的神话传说数量，都要远远高于夏朝的记录。或许这个朝代一片空白的原因，就是它根本不存在？

事实上，当年已经有了成形的文字，至于现存的几乎没有，是因为年代久远，并且当年的书写材料肯定留存不了千年，存档更是寥寥无几。所以，直接从夏朝流传下来的史料、遗物中寻找证据，是不可靠的。

所以考古学家们就另辟蹊径，开始从别的朝代入手，解决夏朝的历史记录问题。事实证明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清华大学的学者们在研究战国时期的甲骨文遗物时，有了关于夏朝的重大发现。

甲骨文是清代官员王懿荣首次发现的，只不过那时因为战乱大部分甲骨文都流失到国外了。少量保存下来的甲骨文，因为符号奇特，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任何结果。

直到如今，清华大学的学者们在研究战国时期的甲骨文碎片时，发现上面的文字出现了关于夏朝的记录！这是令人激动的大发现，殷墟甲骨文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有关夏朝的内容，难道相隔千年的朝代，留下来这些文字，就是为了欺骗后人？

学者们发现，“西邑”这一名词在几个地方发现的古老甲骨文碎片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根据学者们的推断，此处的“西邑”指的就是夏朝。这不仅证明了夏朝的存在，更说明了夏朝的真实性被人们怀疑的原因。

学者们又进行了后续研究，结果还发现，夏朝的遗址应该是中原地区，具体位置在我国河南省。

古时候很多城市、王朝、国家的名称和现在都不同，年代越是久远，区别就越大。人们对于夏朝存在的怀疑，从这些战国时期的甲骨文碎片被破译开始，就烟消云散了。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实践再一次证明了这句话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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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破译古埃及文200年！甲骨文发现百年，为何至今只破译一半

179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在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法军上尉皮耶·布夏贺发现发现了一块残缺的石碑，后来被命名为“罗塞塔石碑”。石碑上刻有古希腊、古埃及与当时通俗体三种文字，其中古埃及文部分有残缺，英国学者根据古希腊文读出石碑记载的是托勒密五世的登基周年纪念文书，但古埃及文则无一人能够辨别出来。

1822年，34岁的法国语言天才商博良（下图），宣布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揭开了古埃及文的神秘面纱，因此今年是古埃及文字破译200年。商博良能够破译古埃及文，最为重要的线索是“罗塞塔石碑”，上面的古希腊文、通俗体给破解提供了参照。

然而与西方破译古埃及文的难度相比，中国在甲骨文破解上更具优势，因为如今的汉字是由甲骨文演变而来，彼此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自19世纪末发现甲骨文以来，迄今已有120多年，但只破译了一半，以至于如今相关部门给出“破解一个甲骨文奖励十万”的激励。

那么，在有汉字对照的情况下，中国人破译甲骨文为何较为缓慢？其实，甲骨文的破译比想象中的难度还要大，不信请看以下三个案例。

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了一则“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励计划”公告：破解出一个甲骨文，奖励十万元。由于迄今还有3000余甲骨文没有破解，因此理论上有三个亿奖金等待领取。

但在过去七年内，只有一个字被完全破解，这就是“蠢”字，破译者是复旦大学学者蒋玉斌。那么，甲骨文被发现已经120余年，为何之前无数学究天人的大师们都没能破解蠢字，而直到前些年被蒋玉斌破译了呢？

其实，关键问题应该是蠢字的演化链条不完整，中间少了一些演化步骤，即初始字形与后来字形之间缺少一定的演化环节。甲骨文中的蠢字非常简单（见下图），而后来的蠢字非常复杂，让人很难将之联系起来。

上图四个字中，一与二、二与三之间缺少演化环节。如果蠢字初始字形与成熟字形之间，保存了每一步演化环节，那么估计小学生都能破译甲骨文。

蒋玉斌先是确认下图一字形是“屯”字，大致搞清楚了蠢字的文字演化链，之后印证甲骨文与史书记载的内容，最终破解了蠢字。

甲骨文破解中，普遍存在上述难点，于是部分文字因为上下文、前后字形相对接近等原因容易破解，但也有很大一部分难以破解。

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的文字系统，但甲骨文上的文字并未定型，一直处于变动状态，根据商代社会的变化而会改变，其中有些文字因时代变化而被废弃。

以兵器戈为例，商代戈字（见下图）有多种写法，越到晚期越接近后来的青铜戈形象，这就说明商代兵器戈是不断变化的，于是文字也在不断变化。

与戈字类似的还有很多，还有比如“羌”字，起初“羌”字上还有绳索，反映在商羌战争中俘虏了大批羌人；后来“羌”字上没了绳索，反映出商羌关系可能有所缓和。

总之，甲骨文上的文字，往往都有多个字形，本质上都是根据时代变化而变化。在时代变化过程中，有些文字反映的东西还存在，于是文字传承了下去；有些文字反映的东西不存在了，于是或出现大变化，或就彻底被弃用，这就造成了甲骨文破解的第二个难点。

甲骨文中的“我”，本来是一种带有锯齿的凶器，统治阶层以此震慑统治者，即手持“我”大声呵斥，但在商周文字中“我”不断变化，后来锯齿凶器完全看不到，“我”中反而带有“戈”字形象，另外“我”字后来演变为第一人称。下图A是甲骨文，B是周初金文，C是晚周金文，D是秦代小篆。

幸运的是，周代还在使用锯齿凶器“我”，所以“我”字被沿用至今，并成为了第一人称。但还有很多文字不太幸运，因为很多器物或表达，在周代或在商代已经被淘汰不用了，于是导致这些文字也被废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被废弃的文字接近无解。

不仅如此，学者裘锡圭先生称甲骨文为“特殊的俗体字”，可能不是商朝日常使用的文字，因此甲骨文上的不少文字未必传承了下来，无法找到对应的现代汉字，这种文字无疑很难破译。

中国文字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多种意思，最简单的比如“之乎者也”，在不同语境之下含义会有所区别。甲骨文中很多文字也存在一字多义的现象，这就给其破解带来了第三个难点。

造字之初，文字数量很少，可能100个文字就足够表达，但这种表达无疑非常模糊，不可能过于精确。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文字数量也会不断增加，到商代时文字愈发系统化，但受制于时代认知水平，无法达到“专字专用”的状态，其实即便今天也无法达到，于是就必然会出现一字多义的现象。

甲骨文中一个字形，既是电字的初始字形，又是神字的初始字形，还是申字、伸字等的初始字形。还有一个字形，既是伏字的初始字形，还是包字的初始字形，而伏字与包字在意义上没有什么关联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准确识别的话，就要依赖于意思明确的上下文内容，而一旦缺少上下文语境支持，那么就很难识别出某个甲骨文。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一字多义”的现象，以二里头遗址中的一个陶文为例：

“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至商代早期的遗址，出土的陶文（见下图）上有一个字很能说明问题。上图陶文拓片中，图1-4代表的箭矢，图5-7是井，图8代表的是什么？

根据夏商的社会情况，现代学者分析指出，图5-7不是现代取水的“井”，而应当是捕猎的陷阱，因此图8的意思是有箭矢有陷阱的捕猎，即古人将箭矢捕猎与陷阱捕猎两种方式结合了起来，用一个字来表述。

无疑，遇到这一类文字时，字形比较形象时，可能相对容易破解，但如果字形不那么形象，破解难度就会变大。当然，由于这类文字包含多层意思，因此无论能不能破解意思，最终都很难找到对应的现代汉字。

除了上述难点之外，甲骨文破解中还存在时代不同带来的认知偏差、甲骨文中众多的异体字、以及甲骨文中的错别字等等，这些都会增大识别的难度。

可以说，不是中国没有商博良一样的文字天才，而是甲骨文的识读难度实在太高，所以如今才识别出一半左右，所以才有“十万一字”的重金激励。反过来说，古埃及文的破解也存在很多难点，比如文字不断变化、演化链条缺失等与甲骨文类似的问题，但包括商博良在内的西方学者却能破解，不得不让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