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江山社稷的根本，是封建皇权的象征。

依照华夏民族的“中庸”观念，都城要建在天下的中心位置。《吕氏春秋•慎势》是这样解释，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从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开始，到宣统皇帝退出历史舞台，封建社会历经十七朝，总共2132年的历史，包括藩镇草头王在内曾现过493位皇帝。

朝代的更迭必然要伴随皇都的变迁。历史上，做过都城的城市有很多，像西安、洛阳、南京、北京、杭州、开封、咸阳、广州、成都等等。也不是所有的朝代取代前朝后，都要重新选址定都，有的城市被多个朝代和帝王选为都城，次数最多、名气最大的应该属西安，古称长安。

长安有十三朝古都的称呼，西周、秦朝、西汉、新莽朝、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朝、唐朝都曾建都于此。

平心而论，长安见证过半部封建社会的沧桑。然而，伴随唐朝灭亡后，再也没有朝代定都于此，使得长安逐渐与繁华富庶渐行渐远，沦为封建年代的三线城市。

为什么曾经的关中核心、天下之本会沦落到“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窘境呢。根本原因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长安自身的缺陷日趋明显。

唐朝以后，长安给人的感觉是气候比较干燥，降水比较稀少，农作物生长一般，但在秦汉时期不是这样。

长安地处八百里关中平原的中心位置。南挨秦岭，北靠渭水。关中平原又是华夏文明的中心，长安因此也是中心的中心。地形以平原为主，地形相对平坦，那时的气候也相对温和，降雨充沛，植被茂盛。

历史上，长安及其附近地区被称为雍州。遥想当年，大禹把天下划为九州，分为九等，雍州位居上上等。《史记•货殖列传》评价说：

夫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十居其六焉。

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能够强大，与之密切相关。西汉中期，汉武帝重新开凿灵轵渠和白渠，使得原本富庶的关中平原再次锦上添花。

王莽篡汉后不好好经营，使得绿林和赤眉趁机而起。他们先后攻入长安，把关中平原折腾得够呛。东汉末年，郭汜李傕也来了，再次把长安洗劫一空，造成《后汉书•董卓传》形容的那样：

董卓初死，三幢民尚数十万户。李郭相斗，放兵劫略，加以饥馑，献帝脱逃，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唐朝李家因为起源于甘陇贵族集团，所以他们的老营设在关中平原，长安再次成为都城的首选。

中唐时期，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唐朝一只脚踏入覆灭的深渊，关中平原的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安史之乱也成为压死长安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此同时，赶上农耕文明的经济重心南移的浪潮，农耕文明逐渐由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域。长安在华夏民族的璀璨星河里逐渐黯然失色。

漫长的华夏文明是一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爱相杀的历史。汉朝窦宪北击匈奴，匈奴远走欧洲，造成北方大草原权力真空。

匈奴人走了，很快崛起多股游牧文明势力，填补北方草原的空白。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游牧势力趁机而入，相继攻伐取代过去的匈奴，成为农耕文明新的边患。

过去秦朝和汉朝建都关中平原时，主要考虑到安全问题，东面是函谷关，西面是散关，北面是萧关，南面是武关，四关天险环绕，堪称鬼斧神工的天然要塞。《史记•刘敬传》记载说：

且夫秦地背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握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握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西汉谋臣刘敬（也作娄敬）向汉高祖刘邦建议定都长安时，说秦地四周有山川环绕，黄河又从此经过，四方的要塞坚不可摧，地盘也足够大，能够装的下百万士卒。

再加上秦国的老底子，哪怕是天下大乱，也不足以担心。进可攻，退可守。好比与人搏斗，应该扼住对方的脖子，冲着后背给他来一下。如今建都关中，就是锁住天下的喉咙，敲打诸侯的后背。

后来，张良也建议说：

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臣服，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汉高祖对张良是言听计从，既然子房也同意，那就定都长安吧。

唐朝晚期，农耕文明进入五代十国，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斗得不亦乐乎，北方草原的契丹游牧势力趁机崛起建立辽朝。后晋石敬瑭没有称帝以前，跟后唐李从可闹翻了，他以晋王身份从河东起兵，与李从珂分庭抗礼。

石敬瑭肯定不是李从珂的对手，为了搬倒李从珂，石敬瑭委曲求全，主动认辽朝太宗耶律德光为叔父，许诺事成之后，奉送幽云十六州。白捡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儿子，耶律德光当然不会拒绝。

辽朝发兵帮助石敬瑭灭掉李从珂，幽云十六州从此划入契丹版图。先后经历辽朝、金朝、元朝直到明朝，幽云十六州才回到汉人手中。

幽云十六州失守，农耕文明的天然屏障尽失，北方门户洞开，长安裸露在关中大地，安全系数大大降低，作为都城首选的优势也就全部丧失。

古有南船北马的说法，南方的交通工具主要以舟船为主，北方则以牛马居多。

以运载能力来说，牛马的运输能力显然不及舟船，何况牛马还要吃草料，运输的成本更高。有历史学者统计，汉武帝时期，从长安向边塞运送粮草，每一斤需要消耗十九斤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汉武帝晚年，彻底放弃戍边屯田的最大原因。

隋朝建立后，隋炀帝不惜赔上大隋国祚也要开凿大运河，就是为了解决北方物资运输的问题。正是从隋炀帝开始，华夏历史出现一个新名词叫“漕运”。

隋炀帝忽略了一个问题，关中地区海拔比南方要高，运河凿通了，但是由低往高的漕运问题永远永远也不会解决，朝廷依然面临巨大的运输成本压力。所以，隋唐两代即使有大运河，转运的枢纽却设在洛阳。

唐朝终结后，大运河的中心转移到开封。因为开封地势平坦，更加有利于漕运的运营。久而久之，长安作为华夏重心的位置被洛阳和开封逐步取代。

宋朝以后，历代王朝都不再考虑建都长安。明朝初年，朱元璋想效仿汉唐把都城搬到长安。公元1391年，他让太子朱标前往长安实地考察。结果太子回朝不久，英年早逝。

此时，朱元璋年事已高，内心萌生“传孙不传儿”的想法，想把皇长孙朱允炆扶上位。毕竟迁都是大事，朱允炆年纪太轻，稍有不慎容易滋生事端，进而动摇社稷。思来想去，朱元璋也就放弃建都长安的想法。

从李白笔下“长安市上酒家眠”的繁华，到杜甫眼中“城春草木深”的落魄。长安由沧海变桑田的巨变，承载着一段封建千年的变迁史。真是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