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就接到冠状病毒蔓延停止人群聚集的紧急通知。我因六年前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做过器官移植，年前去天津调换了药物，回去后感到好像不太适应新换的药。腊月二十八在老家跟了高平的年集，气温零下五六度，还刮着点微风，已成网红的饸饹面摊主正忙前忙后，凉拌饸饹面、凉粉等小吃摊年轻人围了一圈，好多人还在等座位。

摊主看见我，忙给我调整出了低矮的板凳招呼我坐下。这十几年，每年回老家赶年集总爱吃小时候记忆中的饸饹面，随我回老家的一帮小青年也吃惯了高平的凉粉摊。我在其摊位上吃饸饹面被拍照发了微信给她做广告。前些年我吃了也蛮享受的，谁知如今年龄大了吃了几乎结冰的饸饹面当天回去就肚子痛，开始用矿泉水瓶灌热水顶住肚子还能坚持些，越来越加重甚至连吃一口饭喝一口水也难以咽下，分析可能是新换药的反应。

反正所有活动都已取消，初二大儿子陪同还带了我的厨师便乘飞机急返天津，经反复检查是胆囊炎发作，一连消了几天炎肚子不痛了，也能吃饭了，几次化验新换药的剂量也完全适应了。天津疫情防范措施更严格了，我们几个被封闭不允许下楼了，无聊之中写了两篇过年的小故事，我感到都是教育年轻人的正能量，谁知当前防疫是宣传的主流，其中有与防疫无关的什么敏感字句公众号中一直发不出。

这事引起了一些知己朋友及亲友们提示，劝我不要在写农村的事情了。我也想一生中经过了无数次运动，说话多的人都留下了话柄先后被整过，但闲得发慌写“甘肃人”练练笔解解闷。

兵团当年割麦子

甘肃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祖祖辈辈要想过得好一点就是要勤劳肯吃苦。长期偏僻接触外界少，自然就形成了纯朴、憨厚的好品质。这些年，人们开始流动外出打工了，“甘肃人”老实肯干，不偷奸耍滑，特别是听话、吃苦性强，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社会公认的“甘肃人”品牌。我在哈密兵团几个团场生活二十多年，从事的是基建工作。

哈密兵团建制上先后由原来的农五师变成哈密管理处、哈密管理局、农十三师到现在兵团第十三师。兵团在哈密的第一代当时由王震同志率领的二、六军部队进驻，还没转业前就修了天山南北几条引水渠道。因在延安南泥湾被毛主席授予了“红星”二字，所以二、六军部队进疆后筹建的农场先后都以红星命名，渠道也都以红星起名。

天山以北巴里坤修的叫红星五渠，石城子起流到二道湖的为红星一渠，从五道沟流向大石泉叫红星二渠，吐鲁番流到大河沿的叫红星三渠，包括几个兵团人筹建的化工厂、面粉厂、煤矿等所有兵团在哈密的企业场矿都以红星命名了。

就连我个人创办的砖厂开始我自己在工商局注册登记为“1号砖厂”，后产量高、质量好也被当时的哈管局命名为“红星砖厂”，由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振亚送来了“哈密红星砖厂”的厂牌！没办砖厂前我是工程大队基建工人，山南山北几条渠道都去维修过，我发现无论走到哪个农场领导们对甘肃人都很欢迎，也都有好评价。

当初招收盲流，听是甘肃人、长的壮实，都抢着要，并且农场的四角人员（赶马车的、各单位种菜的）也几乎都是甘肃人。因四角零星干活凭自觉，像一个单位几百名劳动力加家属上千口人，只有二三个人种菜，当时根本没有卖菜的。应该说甘肃人干体力都很卖力，不偷懒。老一辈的石油战线上出现了“王铁人”，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模范。东北那么冷的天气里，关键时刻跳进刺骨的泥浆池中长时间坚持战斗。这些年甘肃农民工也是到处受欢迎。

我经营了十几年的酒店，招聘的服务员只要是天水姑娘，各家酒店都争着抢，有的还提出“不用实习，直接转正”的优惠。“天水白娃娃”已成了服务行业的品牌。“盘子亮（漂亮）服务态度好”这是大家公认的。我老家的邻居宽锋的媳妇被人介绍到北京给人家当保姆，十几年了每月八千元，一直是老主雇。每年春节，主人给买双乘飞机票，还给置办部分年货，预付给第二年工资。

干得不好，人家绝不会如此高规格对待……从我这十几年每年回来过春节了解到，前些年甘肃人打工只到新疆、青海西北一带，现在江苏一些电子厂、苏杭一些纺织厂都派长途车接送打工者。有的甘肃人还到深圳、上海去从事一些带有技术性的工种了。这与甘肃人的勤劳、能吃苦绝对分不开。

割麦子

我当年在兵团艰苦创业过程中，能在当时新疆的“大寨”红星二场四千多劳力中，每年举行的劳动竞赛都能拿冠军，人工割麦子历来被称作“霸王苦”的活路，兵团当时的定额是每人每天割八分地，而我只要能供我馒头吃饱，每天轻轻松松能保持割二亩地以上。

遇上比赛我曾几次八个小时创造过日割三亩八的记录。挖排碱沟，每一个新疆人都知道，每开垦一块地必须先挖排碱沟，洗碱排碱。每年冬季我们干基建的就长期挖沟排碱，我创造过日挖三十八立方土的记录。这三十八方有一部分是从三米多深的沟里甩出去的泥土。

力量不够的，遇上泥沾铁掀都甩不利，泥沾到铁掀上也没办法。干重体力活要有劲并肯卖力，可惜那个时代肚子还吃不饱，饥饿的年份撑大了胃。每遇农场劳动竞赛，连长交代我参赛，每天补助六个半斤重的馍票。记得冬天送工地半斤面包羊肉馅大包子，我一口气能吃八个。

可惜当时供应标准尽管基建工人最高，也只是每人每月45斤。这当中炊事员再动些手脚，吃到工人口里最多40斤。一天三顿，每顿不到半斤。重体力劳动也就可以想象，哪能吃得饱？要不是干得好，一个地富子女能在那个年代还评为“五好工人”，后来还评为了“爱场标兵”，荣立了一等功。

要知道战争时代一等功者，大部分是补发给牺牲了的战斗英雄，更不用说评兵团劳动模范了。那个年代能评上兵团劳模，要比如今评全国劳模难难度大。直到现在，我的三幅大照片还长期挂在石河子军垦博物馆。

排碱沟

说了甘肃人的优点，再说一下甘肃人的弊病。“二十亩地，孩子老婆热炕头”这是甘肃人传统的满足感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追求目标。由于祖辈们长期在恶劣环境中生活，普遍存在着欲望不高，够吃够喝就很容易满足。尽管家庭条件都不好，都留恋家乡。记得50年代后期国家开始大力发展西北地区，毛主席提出了，要把沿海的重工业向西北进行部分转移。

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向农村招工一批接一批，没人主动报名。当工人有指标，往下摊派我们大寺坳及黑山李家当时被招走的几十个人，至今除个别仍留在城市享受旱涝保收的舒适退休生活外，绝大部分早就回乡务农了。记得57年国家发现并开始开采玉门油田。在窑店刚上完小的李明章及杜掌勤，被同学鼓动报了名，要去当工人，整个庄里炸锅了。

送行时老母亲放声大哭，庄里一些婶婶嫂嫂们陪着流眼泪，和国民党抓壮丁一样。他们一直工作到玉门油矿开采完毕。李明章调转到长庆油田后，前几年70多岁病逝后，仍埋在了故乡村里。杜掌勤在商业局，退休在留守玉门地方商业部门了。后来的李珪章也在窑店上学，因其家中被划为富农成分，一气之下报名到兰州城建部门，至今在省城兰州养老了。而铁路系统下达的两个招工名额，强行让我们门坊的李纯章大人与我的堂兄李牛犊去完成了任务。

不到两年，我牛犊哥请假探亲娶媳妇后就留在村里再没去。我记得他当时带回来的铁路工人的大沿帽，我试戴了一下，好威风。可惜那么好的工作自己扔了。我纯章大人因父母早已病故，在家牵挂不多。刚开始当蒸汽机车司炉，人家坚持，后来当了火车驾驶员。从打柴沟机务段最后退休在武威南站，孩子们都安排了工作，尽管他已80多岁了，但享受着乡里人羡慕的养老生活。电力公司下派的招工指标，村上让我的表兄王风来、常有财几个人去了。

几年都陆续回了农村，如今都成了我春节慰问的困难户。还有刘家峡水电工程局的招工指标派不出人去，大队把当时担任队长的我李玉章大人（已病逝）晚上进行轰斗（当时时兴的把斗争者围在中间，推到拉起来再推倒），实在受不了说明早一定完成任务。

岂料第二早他背了包包自己去了……还有更可笑的是，后来的玉门油矿扩建陆续招工，大队推荐我的堂弟李志英去当工人。当时人们已知道工人干活只有八个小时，能住楼房还能吃好，还有福利。单位上让签订转正表，他竟然连夜跑回来了，矿上给大队发了函，让去替补。村上又让父母去世还打光棍的换弟去了。人家去转正在酒泉成家生子，如今也退休在酒泉市区了。

新农村示范点

甘肃人就这样，不愿离开家乡。有一些人被派出去修水利，这是集中农村劳动力修水利，和外出当工人有根本上的区别。但乡里人只记下了在外面很受苦，而不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

我就听说过村里派李步周爷爷去修洮河，回来说天冷得很，晚上要出工，身上披着铺盖（被子），腿上把毡子围一圈，用草绳当腰一勒……洮河上游靠近青海，冬天的气温，农村人衣服的单薄，可以想象出去当工人都这样受罪。所以人们心里都留下了宁呆在老家受穷受苦，不愿意出去创天下的陋习。

我想，人观念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的，现在信息如此发达，城镇化的过程中将有许多农民工变成产业工人，新的生活方式一定会深刻影响农民的思想观念，我相信，甘肃人尤其是这年轻一代，一定能发扬传统优良品质，放弃一些老旧的世俗观念，在新时代一定能尽快改变家乡的穷困面貌、一定能创造新的幸福生活，一定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公众号李金昌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