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箱哪边是放衣服的

行李箱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在哪边放衣服，可根据个人喜好来摆放。喜欢将衣服放哪边就放哪边。建议将衣服放在有衬布这边，这样只要把衬布拉链拉好，就可以固定衣服，从而防止旅途中颠倒导致衣服凌乱。

行李箱

行李箱因使用方便而广泛使用。行李箱有单管拉杆和双管拉杆之分，拉杆的管亦有方管和圆管之分，以方便行走时拖着，减轻负担。

一般的行李箱，按材质来分，可以分为软布箱和硬箱两种。按构造来分，可以分为立式和横式行李箱。

一般的行李箱，按尺寸来分，可以分16寸、18寸、20寸、22寸、24寸、26寸、28寸、30寸、32寸。

“囤积症”正在困扰青年人：为什么我们无法停止囤积？

青年“囤积狂”

■本报见习记者 夏杰艺

“你真的不考虑扔一部分吗？”

面对40岁的企业高管龚家凯，整理师吴剑俐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吴剑俐有近300次****的经验，龚家凯的家算得上一个挑战。从客厅走到房间，至少有十个行李箱散乱地放在地上；厕所的浴缸里放着纸箱，里面是不知名杂物；约15平方米的卧室，鞋子收纳盒铺满了一整面墙，牛仔裤叠起来几乎堆到天花板……吴剑俐带着两位同伴，用了整整36个小时才完成工作。龚家凯承认，自己“有一定的囤积倾向”。

很多年前，“囤积”就在新闻报道中频频出现。人们通常看到的是穷困、孤僻、年迈的囤积者。如今，“囤积症”正在困扰大量像龚家凯这样的青年人。

打开微博搜索“囤积症”，会发现许多网友抱怨自己已“病入膏肓”“我上辈子肯定是只仓鼠”“房间爆炸了”；在聚集35万成员的豆瓣“极简生活”小组，有不少组员记录自己与“囤积症”作战的过程；小红书上，整理收纳师正成为“网红职业”，走进千家万户，为人们解决囤积问题。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将“囤积症”定义为“过量保存价值有限的物品且无法丢弃，导致生活空间极度拥挤、不能正常使用，对个人社会功能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心理疾病”。不过大多数人讨论的“囤积症”，并非临床诊断意义上的精神疾病，而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物品正在蚕食我们的空间，我们却无力阻止。

然而，对于这一社会现象，我们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在知网上搜索关于“囤积症”的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的仅2篇，大多关注囤积的个人心理动机，对其社会成因暂无分析。记者向多位学者求证后确认，中文领域尚未出现以“囤积”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

为什么我们无法停止囤积？人、物、空间之间的关系何时变得如此紧张？带着这一疑问，记者找到了几位囤积者和整理师。

“囤积症”

龚家凯经常在世界各地重复购买同一款物品。

他有20双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新百伦运动鞋，“我很喜欢这个款式，就买了美国、欧洲、日本不同地区生产的”。卧室架子上，挤满了凯蒂猫和泰迪熊，他解释，“也不是喜欢，但泰迪熊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标志，凯蒂猫在日本各个城市有不同版本。”还有客厅里一排排雷同的可乐瓶、行李箱，“都是去世界各地旅行时候带回来的，特意买的当地产的，我只要路过看到了就会买。”

龚家凯是吴剑俐的客户之一。他身材健硕，开朗而健谈，是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的高管，收入颇丰。他觉得，阻碍他“断舍离”的，是一种“神奇的超能力”——每次看到物品，他都能瞬间想起与此相关的人生细节：那件皱皱的黄色保罗衫，高中暑假去旅行社当导游时得到的，“那可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现在已穿不进去的牛仔裤，是20岁当健身教练时候买的，“我总在想，或许还有天能穿上”。

龚家凯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生，在美国长大，在上海工作，他始终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所以更喜欢那些有回忆、有沉淀的东西。”

王萱今年27岁，就职于北京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在同事看来，她是一位“精致时髦的都市女性”，没人会想到她生活在一个如此无序、杂乱的空间中。

家门口的走廊，放着十来个未开封的快递纸箱；客厅里，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个叠一个，堵住了进出的空间；阳台上，“杂物小山”堆得和冰箱一样高，地上散落着形状各异的收纳盒，里面塞着牛仔裤、毛绒玩具、衣架、洗衣液、零钱包。一个月前，朋友去找她，一进门就露出了“极其嫌弃的眼神”，待了不到十分钟就“赶快溜了”。

工作5年，搬家6次，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王萱的房间面积逐步扩大，与此同时，王萱对物品的渴望也在迅速增长。在床头柜上，王萱放了14瓶正装香水，虽然明知道香水消耗缓慢，不久就会过期，但“不买小瓶的，大瓶的这么摆着才好看”。

王萱想过，如果家变得简洁空旷，自己会开心吗？答案是否定的，她喜欢被物品包围的感觉。

她说所有物品都必须备齐，要考虑每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为了不知何时会登门的客人，她囤了十几双拖鞋，以及同样数量的一次性牙刷、毛巾、鞋套。她甚至在当时租住的10平方米房间中准备了两条长凳，“要是来了五六个人坐不下怎么办？”“别人囤货顶多考虑半年、一年，我要考虑两年、三年、很久以后”，“万一以后会用上呢”。

她觉得，这种“深谋远虑”或许源于童年时生活的窘迫。小学时期，她的父母突然下岗，生活一下子陷入窘境。她一直穿别人的旧衣，“在自卑与自负之间反复拉扯”，也曾被同学集体孤立，连一块橡皮都借不到。

所以，眼看着家一步步走向拥挤，她却有一种幸福的餍足感，“再也不要向别人借了！”

于晓静从囤积中品尝到的，则是久违的放肆。

晓静是“90后”，上海本地人，从出生起一家三口就挤在十余平方米的老公房，“手脚都伸不开”。结婚后，她和丈夫搬进了120平方米的新屋，望着空旷的三居室，她仿佛获得了一张囤积许可证，开启了疯狂购物模式。

化妆棉和蒸汽眼罩打折了？囤。抽纸多买几包更便宜？囤。李佳琦又推荐护肤品了？太划算了，囤。

不知不觉，她储存了两年都用不完的化妆棉和蒸汽眼罩，堆积的抽纸塞满了3个衣柜隔间，挖耳勺就有20多支，至于清洁海绵，“应该这辈子都足够用了”。晓静的丈夫也不甘示弱——他买了大量零食藏在家中各个角落，“也有童年遗憾要弥补”。

经过近300次入户整理服务后，整理师吴剑俐对“囤积症”已经见怪不怪。她的客户主要是25—40岁的人群，大多穿着讲究，有着较高的学历和收入。进门之后，却常常发现这样的情景，“有些家已经不是家了，没有光，没有风，密密麻麻全是杂物和垃圾，堆满整个屋子。”

消费装置

最近一次搬家，王萱不得不正视过多物品造成的后果。24个1米高的大号快递纸箱，都在10公斤以上，打包、邮寄、搬回、拆开、整理。沉重的箱子提醒她，要戒掉“囤积症”。然而，“断舍离”的路上有着无数绊脚石。

最大的障碍是购物软件精准的算法推荐。“世界上最懂我的就是淘宝，每次我心里想什么，它们就会立刻在搜索框和推荐页出现，你只要打开，永远也别想停下来。”

其次是朋友圈的代购。“她们总是搞那种饥饿营销，特别容易让人冲动。”当代购称疫情反复将导致闭关，她购买了两包甘梅粉，最终完整地放置到过期。

还有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关注的博主，“我特别喜欢香港演员吴千语，还有韩国演员车静媛，她们的穿搭对我吸引力太大了，就很想买同款来搭一下。”

每到“双十一”“黑五”等购物节，同样爱囤积的朋友向她发来商品链接，“赶紧去买”，“不买就损失了一个亿”。

更重要的是，她早已习惯将“买买买”当成不可或缺的情绪出口。今年上半年，职场和情场遭遇双重挫折，她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式纾解自己，“几乎每天都在下单”，只有在拆快递的瞬间，她还能感受到一丝雀跃。

整理咨询师王泽宇发现，她们整理的速度甚至赶不上客户购买的速度：“我们两天前才登门测算，设计好一套整屋收纳方案，一到她家傻眼了，‘618’(购物节)一过，门口堆了十几个大箱子。”

深入走访了近百名囤积症患者后，《囤积是种病》的作者心理学家兰德·弗罗斯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囤积者是市场营销的牺牲品：“我们都期望通过物品来获得快乐，不是出于实践和经验，而是由于大肆宣扬‘占有’取向的市场营销策略。”

作者指出，制造囤积者和囤积现象的，是一套精密的装置：一个以物品为中心的消费社会。它包含林立的购物中心、丰盛的橱窗、无处不在的营销广告，文化氛围高度商业化。这套装置运作的核心，正是对“占有”的普遍信仰——人们相信，“人之存在”等于“人之所占有”，将物品当作身份、价值和意义感的来源。

为了成为“真正的精致猪猪女孩”，王萱不停购买小红书博主的同款：煮火锅要用“网红摩飞锅”，煮面要用“日式雪平锅”，餐盘要选粗陶的，窗帘得换成定制的，床头桌要藤编的，台灯买复古的……她很快发现，“精致”意味的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连串的物品。

当于晓静还是家庭主妇时，她习惯于看直播购物打发时间。囤打折货给了她充实感，“沉浸在自己很持家的想象中，觉得给家里省了很多钱”，也给了她另一种价值——她期待收到物品后拍照上传的一刻，“就这么说吧，那时候的我，只是买一套SK-Ⅱ ，都要在朋友圈晒一下，好像那样才会更自信。”

如今她逐渐意识到，这一思维方式的问题所在：“我配得上，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买。我不买，并不意味着我低人一等。”

可当晓静试图逃脱这个装置——放弃那些“轻奢包”、背着自己喜欢的迪士尼卡通帆布包出门时，却遭遇了他人的质疑。她记得，有一次参加培训，在场不少女士都背着价格不菲的包，老师看见她，用令人不适的语气说道：“你怎么还背这个？”

心灵负累

过多的物品很快让人感到负累。

王萱起初勤于收拾，后来渐渐选择无视，任由快递包裹堵在玄关，有的放置了一年多都没打开。

于晓静则与丈夫频频因家务问题起争执。一旦看到丈夫下班后随手将外套搭在沙发上，她就忍不住怒斥他让家中秩序雪上加霜。两人互相指责，“你习惯太差了！”“是你东西太多了！”

与此同时，物品也掏空了收入。去年王萱辞职休息，才发现工作五年的存款还不够支撑在一线城市生活3个月。于晓静则在有一天收到信用卡账单后心里一惊，她发现作为家庭主妇的自己，每月竟有1万余元的信用卡债务。抬头环视整个家，囤货时的满足早已消失，只剩下无尽焦躁。

新浪乐居财经收集了13282份整理服务消费者的问卷数据后，在《2020中国整理行业白皮书》中指出，“91%患有‘囤积症’，83%衣柜衣物数超过500件。”

“‘拥有物和财富越多就越幸福’意义上的消费主义，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逐步流行开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金海长期专注于消费文化研究，他认为，在它的指引下，人们热衷于占有和积累物品，促成了大众层面上的囤积现象。

然而，在更宏观的叙事中，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对于当前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背景下，应当如何缓解“社会囤积症”呢？

“如果我们把消费仅仅理解为对物的购买、占有和积累，那么这种消费与生产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吴金海指出，消费区别于生产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一个过程，是对时间的一种消耗。

也就是说，当社会从“以占有物品为主的商品消费”转向“以时间消耗为主的体验消费”，大众层面的囤积现象便能得到缓解。

在《物窒欲》一书中，詹姆斯·沃曼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发展体验式消费和共享经济，鼓励演出、展览、旅游、课程等体验式消费，增加更多像共享单车、民宿等更多有利于提高物品使用效率的共享经济。

“20世纪，我们曾用购买物品来拯救衰退的经济，21世纪，我们将用购买体验来解放拥挤的心灵，和岌岌可危的地球。”

舍弃之道

但是就个人而言，并非每名囤积者都需要改变。整理师吴剑俐指出，“问题在于，它是否影响了你的生活。你的经济状况、生活空间、心理状态，能不能承载这么多东西？”

当然，如果你为此烦恼的话，或许可以尝试重新思考自己和物品之间的关系。

整理培训师林杰潇发现，人们似乎天然地将占有物品认为是保存情感、自我、回忆的唯一方式。

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客户即使不喜欢朋友送的礼物，也会选择保留，认为扔掉是不尊重友谊的表现。面对类似的情况，她会尝试询问：“如果扔掉这些，你和朋友的感情就不存在了吗？”她告诉他们，礼物还可以通过文字、图画、录像等方式来保存。

她认为，“断舍离”的过程，正是让人们学会理解，物品与情感、自我、回忆并非密不可分。适度剥离，才能顺利地舍弃。“不过，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整理师王泽宇则在一次次的沟通中意识到，受囤积困扰的人，在深层次上可能存在某种“价值失序”。

“很多人没有去思考，我想要这个东西，是因为想用它来做什么呢？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生活？譬如很多单身的上班族，囤了大量漂亮的碗碟、锅具，但其实一年用不到两次。”她发现，一方面，人们习惯于通过“占有”代替“使用”的体验和快乐，另一方面，短期获取物品的快感，转移了注意力，代替了最缺乏的长期价值。

因此，她尝试在整理咨询服务中，引导客户思考“什么才是你想要的生活？”“你希望自己的家是什么样的？”

于晓静是王泽宇的客户之一，她依然记得，王泽宇当时的“灵魂发问”：“在上海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你有了这么漂亮的家，就用卫生纸把它填满吗？”

晓静忽然有一种“醍醐灌顶”感觉。她意识到，拥有一个干净整洁的空间，能让她和家人都感到舒心、快乐，这才是她心里最看重的。从那时起，她在购物上越发慎重，也更敢于丢弃不必要的物品。现在，她不再沉迷于在朋友圈炫耀包包和化妆品，而是将时间花在提升学历上，并找了一份幼儿园教师的工作。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曾向王萱提问，能否回忆最近3个月感觉幸福的时刻，王萱这样回答：

“一是拿到了自己最理想的职位，终于可以做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很有成就感；二是之前回家休息的时候，每周都会买一束花插在阳台，看到花那么茂盛，特别开心；三是在家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和妈妈拌拌嘴，有时候去爷爷家的菜园摘菜，爷爷还给我做饭，真的觉得很幸福。”

历数之后，她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些好像和囤积都没什么关系。其实，我使劲地囤东西，可能就是太孤单、太需要陪伴了。”

(文中龚家凯、王萱、于晓静为化名)

来源： 解放日报

她想为15岁的自己讨一个说法

2022年1月7日凌晨，成都双流机场，飞机冲破引力的束缚，呼啸着扎破云层，向着目的地埃塞俄比亚径直飞去。那是27岁的汤小甜工作了4年的地方。

2022年1月7日凌晨，汤小甜搭乘国际航班前往埃塞俄比亚。受访者供图

5天后，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检察院以qiangjian罪和强制猥亵罪对她的父亲汤某涛批准逮捕，次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执行逮捕。

震荡发生于一个月前。2021年12月11日下午，深圳北站中心公园一切如常。56岁的汤某涛穿着黑色西装，身材瘦削，眼镜架在白净的脸上。多年未见的女儿汤小甜正等着他。

在这场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对话里，汤某涛亲口承认曾对女儿进行过侵入式性行为，并在此前多次触摸尚未成年的女儿的隐私部位。他承认打过女儿，对没给够女儿学费说“对不起”。

错位的家庭，窘迫的青春期，畸形的父女关系——掩埋多年的伤口被悉数揭开。

新京报记者从汤小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莹律师处获悉，2021年12月17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刑侦大队受案，次日，警方传唤汤某涛，9天后，汤某涛到案。

据接近警方的知情人士透露，汤某涛承认曾于2013年在郑州对女儿进行两次qiangjian未遂、一次qiangjian既遂。“qiangjian未遂是他主动坦白的——他自己都记不清是哪一次了。”

汤小甜的身体里，仿佛藏了两个“汤小甜”，一个是如今的她，一个却永远停留在15岁，“孤立无援”：“如果能让那时的自己知道，我是她的依靠，该有多好啊。”

她想为曾经的那个自己，讨一个迟到了十余年的说法。

钱

父亲的巴掌落在脸上时，15岁的汤小甜感到天旋地转，伴随着父亲愤怒的责骂声，她耳朵嗡嗡作响。

2009年夏天，为了每年一万多元的大学学费，母亲刘畅用一张硬座车票，把她送上了河南老家开往深圳的火车。独自颠簸摇晃30多个小时后，在深圳的三叔家里，多年未曾谋面的父亲汤某涛，劈手就甩了她一记耳光。

暴怒的种子早已埋下。

汤小甜12岁时考入县重点高中，刘畅一度希望女儿能够进入中科大少年班，为此，在分科时要求她选择理科。然而，逐渐跟不上理科班脚步的汤小甜，最终只考取了一所民办三本院校。

对于这个结果，汤某涛很不满意。他认为汤小甜应该去复读，争取进一所免收学费的重点师范大学。但刘畅坚决不许，对这个“穷怕了”的女人来说，未来，女儿能在19岁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是她“熬出头”的曙光。

钱，是这个破碎家庭经年来的主题，而汤小甜，一直夹在父母毫无转圜的交锋之下。

1998年，已在深圳打拼数年的汤某涛，与身在老家的妻子刘畅诉讼离婚，法院判决汤某涛每月应付150元抚养费。但据刘畅回忆，汤某涛从未履约，“四五年间，总共也就收到过300块。”

“那时我还有工作，每月也有二三百块。”她知道汤某涛嫌小学毕业的自己文化水平低，再加上一个人照管不过来，她选择把4岁的汤小甜送进小学。两年后刘畅病退，退休金每月580元，“但要几个月才发一次，有时候还要借钱。”

彼时的汤小甜搞不懂，为什么自己的母亲不能像别人的家长那样，每天出去工作。她曾在作文里写道，“我的妈妈是30岁的悠闲中年妇女”，母亲看到后勃然大怒，“你是怎么觉得我悠闲的？我明明这么难受。”

在汤小甜的记忆里，父亲是突然出现的。2003年夏天，他骑着自行车，后座放着娃哈哈，跟着母女二人的自行车一直走。

这是刘畅强烈要求下的结果——这一年，9岁的汤小甜考入了县重点初中重点班，书本费、杂费一学期涨到600多元，刘畅辗转联系前夫，向他讨要抚养费，“我不想让他把责任推给我一个人。”

刘畅说，女儿上初中后，汤某涛每年会回老家一两次，每次大多能扔下一两千元，但仍不足以负担开销。于是隔三岔五，这样的场景就会在楼下的IC电话亭上演——汤小甜在母亲的监督下给父亲打电话，但不准以任何形式叫“爸爸”，唯一的主题是，要钱。

“妈妈给我写好了小纸条，我只要照着读就行了：‘给我钱’‘我要钱’‘没钱花了’‘给我买自行车’等等，不会有嘘寒问暖和‘爸爸’。”母女俩捏着话筒一起听，大多数时间，电话那边都是暴怒的，“他用脏话骂我‘杂种’之类的，再暴力挂掉电话。”而这时，汤小甜要面对的，往往是母亲的打骂讽刺。她战战兢兢，“抗拒了会挨打”。

在刘畅看来，当年逼着女儿打电话是“走投无路的办法”。她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离婚后身体不好，怕冷、失眠、喘不上气，“有时打着工就躺在了地上”。

在刘畅眼里，自己已经“一切都围着女儿转”了——她不许女儿吃酱油，“因为会变黑”；不许女儿常洗头，“因为易着湿气”；不许女儿剪刘海，“会挡住好运”。

在刘畅的记忆里，那时的女儿是温驯的。“我做什么事也会跟我女儿商量，她没什么不愿意，因为知道妈妈是没办法。”

刘畅为成绩优异的女儿自豪，但汤小甜却觉得无法喘息：“妈妈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宠溺我的——以我无法接受的方式。少数情况下，我还是她的情绪发泄工具，只有听她的，才有好日子。”

父亲

大一的寒假，为了半年前索要无果的学费，汤小甜再次坐3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前往深圳。据刘畅讲，这是汤某涛的要求。“他说孩子大了，想要钱，自己去找他。”

2009年冬天，还没去深圳时，汤小甜在学校的留影。受访者供图

汤某涛在深圳火车站接到了汤小甜。四小时后，两人抵达了汤某涛的宿舍。那是社康中心的顶层。汤小甜记得，父亲让晕车的她先躺下休息。南方潮热，她脱下外套，只穿一件秋衣入睡。那时还没人告诉过她，15岁的女孩，已经到了该穿文胸的年纪。

迷迷糊糊间，汤小甜感到有人从背后躺在了身边，摸她的胸部。是父亲。“我没有反抗，脑子也没办法处理这个信息。”汤小甜还是打电话向母亲求助。“那是你亲爹，没事。”母亲这样回复。此后，谁都没再挑破这件事。

但没多久，身为医生的汤某涛，又“发现”女儿身上的不妥——“底裤上很脏”。他请妇科的同事给女儿做检查，诊断结果是，15岁的汤小甜患上了霉菌性阴道炎。

刘畅至今坚持认为，这是女儿不爱喝水导致的，“我天天督促孩子换衣服，衣服都很干净。”但汤小甜知道，很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懂清洗——小时候，她的衣服大多是捡邻居不要的，至于内裤，一条可以穿很多年，后来都打了结。

治疗需要在患处塞栓剂，疗程共20多次。“他说我年纪太小，自己塞药会捅破处女膜，对以后嫁人不好，所以由他帮我塞。”汤小甜依旧咨询了母亲，母亲回答：“他是医生，没事的。”

医生就可以塞药吗？父亲又意味着什么？彼时的汤小甜不清楚。从小，母亲就教育她，“爸爸是坏的，不要见他，不要认他”；15岁时，母亲已经不再干涉她是否叫他“爸爸”，但此时，她已经张不开口了。

最初，汤某涛告诉她，“我对你只是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而且我会很小心，你和别的患者不一样。你看，我的下面都没有翘起来。”但当父亲塞药时，汤小甜还是感到不对劲，“比如塞药时间过长，塞进去的除了药物还有手指。”

有很多个瞬间，汤小甜想从窗口跳下去。她崩溃地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告诉她，自己已经报警。但汤小甜盼望许久的**，始终没有出现。

2022年1月，刘畅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当时她在河南接到电话，听见女儿“哭得可恐怖”，她全身颤抖着报了警，但想着“家丑不可外扬”，她对**说，是女儿遭遇了生命危险，“**也准备出动了。我问女儿还好吗，她说门现在被她反锁住了。我就跟**说，我们家孩子没事儿了。没叫他们去。”

“我想他是亲爹。”刘畅嗫嚅着承认，自己当年是不敢相信的，前夫是医生，而医生都是“德高望重”的，怎么会做这种事？“……我现在也谴责我自己，但那时候我没办法。”

而彼时，身在深圳的汤小甜，度过了此生最冷的一个冬天。接下来近一个月，她待在那间卧室，父亲监督她学习，偶尔也会带着她散步、游玩。汤小甜说，猥亵依旧每天都在发生，有时是白天，有时在夜晚。“晚上我想睡觉了，他会打我；不想在那个房间，他也打我；我再反抗，他会打得更厉害。”

快开学时，汤小甜从深圳回到老家，带着汤某涛为她买的行李箱，里面塞满了给她买的新衣服。“母亲笑着跟我说，‘你爸说你总是抖腿，勾引他。’那时的我刚满16岁，虽然懵懂无知，但也意识到，母亲是靠不住的。”

12年后的刘畅，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但她承认，自从女儿进入大学，就不太爱跟自己讲话，特别是2010年寒假女儿从深圳回来，这种感觉尤其明显。刘畅当时并没有多想，她寻思，或许是“孩子长大了”。

“活着就有希望”

汤小甜说，如果是现在，自己会立刻寻求法律帮助、固定证据、报警，但是那时，没人告诉她。“我孤立无援，没有勇气不读书，也没有勇气面对揭穿后的异样眼光。”

偶尔的，她也会幻想，些许瞬间里的父亲，才是自己真正的父亲——他会在她年幼时，带着稀奇的水果上门；看她狼吞虎咽地吃着卤味时，流露出一丝心酸的表情；再不然，会唠叨她要像别人一样每天背多少个单词。

大学一入学，汤小甜就申请了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参加勤工俭学，端盘子、发传单、卖衣服、做家教，“在学校擦一个月桌子，只给100块或者150块。”

汤小甜的“低保证”。受访者供图

汤小甜回忆，此后，猥亵的情节继续在许多个寒暑假上演，她细弱的反抗也被一次次打压。她说，自己曾跑到同在深圳的三叔家求助，但除了偶尔的一两千块钱的经济援助，三叔没有过问此事；她也曾独自搭大巴到最近的东莞火车站，买无座票从深圳逃回老家。

为了商量研考辅导班的费用，2011年10月，汤某涛来到了汤小甜的大学，在河边，17岁的汤小甜录下了两人的对话。在这段录音里，汤某涛提到了性，说自己“半夜做春梦老梦到你”；提到了接下来的安排，“寒假时到爸爸那儿去，爸爸不会把你搞痛，轻轻地，爱护好我的女儿”；还有对女儿的“爱”——“不要死板教条，爸爸光着身子走去走来的，是让你知道男人，怕你被别人骗了、害了。”他还跟汤小甜说，“就算爸爸现在去坐牢，你一分钱都没有，而且名声还难听。”

“我想破脑袋也想不通，父亲为什么会对女儿做这样的事，哭得非常厉害。”15岁到18岁之间，汤小甜无数次想过自杀。

她曾求助过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对老师讲述自己遭到父亲性骚扰，但老师却建议她“接纳父亲”。她也曾向亲近的同学朋友倾诉，但除了一时的同仇敌忾，更多的是消极反馈，“这事儿你自己处理吧。”

“其实我当时说过要报警，”一位至今保持联系的汤小甜大学好友向新京报记者回忆道，“但觉得真行动起来，就像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感觉自己声音会很弱小。我整个人是蒙的，害怕多过了勇气。”

“有种溺水的感觉，好像自己是在故作姿态，我不希望变成那样。”不想再困顿于这种情绪，汤小甜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她开始阅读大量书籍，搜索心理学相关的资料，她读《活着》和《平凡的世界》，一次次告诉自己：“活着就有希望。”

“我是你女儿啊”

2012年的研考，是汤小甜数年来最纯粹的时光。每天从早到晚学习，父亲的阴影，被充实和繁忙彻底挤出了生活。那段时间，她努力寻找着积极的模板：“我知道自己处在泥潭当中，已经过得一塌糊涂，但还是期待着会有好的那一天，像五月天的那首歌，‘至少在我的心中，还有个尚未崩坏的地方’。”

汤小甜最终考上了研究生，她十分高兴，直到2013年4月，已再婚一年多并生有一个女儿的汤某涛，再次联系了她。

“他气急败坏地给我打电话。原来他得了急性胆结石，需要做手术，需要陪床。”汤小甜已经理不清当时的想法，她说，也许是急需读研的第一笔费用13200元，也许是对父爱还有一点点幻想，“我前往郑州的医院，陪他做手术。”

汤小甜至今记得，那一次，病床上的汤某涛，被他的母亲、妹妹、小女儿和怀着二胎的老婆环绕。汤某涛看向小女儿，露出了柔软的表情，而自己，更像一个突兀的闯入者。

不幸随着夜幕悄然降临。汤小甜说，在医院的病床上，汤某涛再次猥亵了她；数周后，在姑姑家儿子的床上，汤某涛对她实施了侵入式性行为。

“这种无理要求，他提过很多次。我甚至想过吃黄体酮来把控月经时间。但我看到那个药有很多副作用，我不敢吃；更多的可能是我还抱有幻想——他不会真的对我做这事。”

然而，仅存的一丝幻想，终究还是破灭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汤小甜全然忘记了自己曾遭生父性侵。只记得自己被猥亵的她，直到准备最后和父亲摊牌前，经朋友提醒想起这件事。一瞬间，那一刻的画面猛然复活，她记起了疼痛的感觉，错愕中，更多的却是震惊，“竟然会痛苦到忘记。”

对此，四川圆迹阳光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心理专家张小琼解读道，汤小甜一度忘记自己遭到父亲qiangjian是完全正常的。“当一个人遭遇的痛苦无力解决时，身心就会自动形成隔离、压抑、选择性遗忘等防御机制以进行自我保护——只要不去想、不去看、不回忆，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而8年后，汤某涛也主动提到了这次侵害，甚至还补充了更多细节，包括那次性行为的体位、持续的时间、事后叫她洗澡等等。在录音里，他说：“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你那时还提醒过我很多次，‘我是你女儿啊。’”

据接近警方的知情人士透露，汤某涛到案后，除了与汤小甜谈话中提到的那次qiangjian外，他还主动供述了另外两次qiangjian——后者，他称是在即将发生实质性关系时，停止了继续行为，让女儿去了隔壁房间睡觉。

“我没有错”

汤小甜的重整始终没有停止。2013年秋天，读研学校的老师给她介绍了工资很高的家教兼职，加上研究生补助，汤小甜很快经济独立，退掉了自己的低保。2014年春天，汤某涛再次找来，“他想让我和他在校外一起住几天”，汤小甜拒绝了，并拉黑了他一切联系方式。

这期间，汤某涛曾通过其他亲属联系汤小甜，希望能加回好友，汤小甜意外地强硬——她陈明自己曾遭汤某涛“性骚扰”，很快整个家族都知道了这个信息。身在国外的二叔忽然和她取得联系，安慰她，后来又带她去新疆游玩。那段时间，汤小甜感受到了“久违的、正常的、来自长辈的关爱”。

2017年，二叔邀请已在上海外企工作的汤小甜去他那儿工作。“很诱人的，他说，‘我会把你当女儿看。’”汤小甜答应了。

然而这段经历并不顺利。工作上怎么努力也做不好，记忆中自己总是哭，在微博发泄负面情绪，被二叔的女儿发现，“二叔立马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汤小甜憋了一口气。为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2018年夏天，汤小甜回国入职一家国企，后来又被外派到埃塞俄比亚。其间，她在QQ空间写道，几年前的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未来区区一个月的工资，“就能解决当时的所有窘迫”。

汤小甜拍下的埃塞俄比亚Unity公园里的地标式雕塑。受访者供图

很快，汤小甜的人生被工作塞满。谁都看不出她经历过什么。一位朋友在非洲初遇汤小甜，看着这个梳着齐颈短发的女孩，只觉得她活泼又有礼貌：“哪怕去工地，她也要化着淡妆，衬衫素雅，看着很讲究。”

伤口只在暗处缓缓展露端倪。汤小甜的未婚夫马可见过她私下时的脆弱——微信群里父辈闲聊，汤小甜一脸严肃；她从不和母亲语音交流；看到他与家人亲密会落寞，甚至看到陌生夫妻在街头争吵也会落泪。大学好友也能感觉出来，“看汤小甜的动态，知道她有时睡不着，甚至哭了一整晚，我知道这事一直压着她。”

汤小甜说，自己的精神状态一度非常糟糕。“2017年3月，我去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生给我开了安眠药。同年9月，我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确诊抑郁症。”

2017年9月，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确诊抑郁症后，汤小甜的拿药处方单。受访者供图

憋到要爆炸的汤小甜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同龄的表妹，却被家族长辈责怪，“他们认为这是家丑，表妹不可以知道这种事。”

“但我经历过，还要一辈子经历着。”汤小甜觉得难以纾解。心理咨询师告诉她，首先要接纳自己，做到自洽。“我后来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此后，但凡与人聊起自己的经历，汤小甜会在倾诉中不断强化着这个概念——“我没有错”：15岁前被同学霸凌是因为邋遢贫穷，但这不怪我；被生父侵害了，这不怪我；我有羞耻，但不能让我闭嘴，我没有错。

心结

女儿的状态也看在刘畅的眼里。2017年7月的一天晚上，想和汤小甜聊聊的母亲，被吓坏了。“她猛地起身要跳楼，我抱住她，使劲拽、使劲闹。”看着抽泣的女儿，刘畅没吭声，她想不明白：“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马可第一次见到刘畅是2019年。当时，他和汤小甜回国休假，顺便拜访双方父母。在他的印象中，刘畅是位朴素的中年妇女，笑起来眼角漾起皱纹。她没邀请准女婿回家，只在外面饭店张罗午饭，聊家乡的风土人情，聊自己的过去，唯独不聊汤小甜的过往。

但那一次，母女二人还是当着他的面起了冲突。马可只记得刘畅尖着嗓子，用方言喊他“你吃饭，你吃饭”。汤小甜终于哭了起来，马可看到刘畅小心翼翼地瞥向他们，不敢讲话。

2021年年末，再次回到河南老家的汤小甜，与母亲爆发了更激烈的争吵。她质问母亲当年为何不阻止汤某涛的侵害，刘畅坐在对面，局促地将手搭在膝盖上，“我当时很难”，“我也是无能为力”，“你三叔不也没帮你？”汤小甜一把将碗筷扒拉到地上，哭喊着质问：“你怎么会无能为力？”

汤小甜清晰地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父亲，但在“相依为命”的承托下，心结被放大成一道翻不过去的山——她想原谅母亲，却总是无法释怀，“为什么一个母亲没能在女儿未成年时，给予她及时的保护？”

迟到多年的报案

2021年12月11日，在深圳北站中心公园，汤小甜再次见到已被她全面拉黑近8年的父亲。为了这一天，她特意挑了一件无袖的黑色长裙，“黑色象征着出席葬礼，我要终结这段过去。”

几天前，汤小甜重新添加了汤某涛的微信。她称自己就快结婚，希望可以趁着到深圳出差的机会打开心结，见面谈一谈。汤某涛欣然应允。

这个决定，是代理过多起相似案件的律师万淼焱的建议。此前，汤小甜和马可做过很多咨询，但律师们态度悲观，只建议他们尽量取证，甚至有律师认为，已经没有追责其父亲的可能性了。汤小甜态度坚决，“至少先让他承认。”

律师万淼焱（左一）与汤小甜和马可。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汤小甜回忆，时隔7年，汤某涛的开场白还是老样子，“你能见我就是好孩子”。关心地打探过女儿的工作、身体和近况，他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讲述，一桩桩一件件，尘封在黑暗中的不堪被彻底翻出。最后他承认，“爸爸对你的‘爱’是错误的”，“希望你将来幸福”。其间，汤小甜不断拧着矿泉水瓶，来抑制心底咆哮的愤怒和痛苦。

她录下了全部的对话。五天后，汤小甜和刘畅带着证据，前往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报案。

做完笔录已是深夜。第二天在宾馆，刘畅终于听到了女儿与前夫的对话，录音听了还没一半，她起身大哭，用口罩不断擦去眼泪。“我怎么能接受呢？什么时候都是我替她摆平……”她说不下去。

这一刻，马可看到了一点点希望：“之前我和她聊起这些事，她总是找各种借口——她不敢去想。离门还差100米，她就止步了，她并不想打开门。”

代理律师**莹告诉新京报记者，2021年12月18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立案，随即对汤某涛发出刑事传唤通知。据知情人士透露，汤某涛承认了2009年至2014年对汤小甜的所有行为，但他坚称“这不是犯罪”。

“其实汤某涛对女儿的情感也很复杂，我相信也是有着父女之情的。但是，汤某涛在女儿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期间，利用前妻无法承担女儿学业、生活费用的现实困难，对女儿实施猥亵并发生性行为。汤小甜是在非自愿下被迫接受，此为‘利用其他手段，令妇女陷入不敢反抗、不能反抗境地’的典型胁迫方式。”律师万淼焱说。

“值得一切美好”

得知汤小甜报案，曾经被她视为父亲替代者的三叔给她打了一通电话。他告诉汤小甜，“亲情大于一切”“自己不想管这个事”“就算是他杀了人，也会帮他请律师”。“所以您也不会帮我对吗？”汤小甜声音颤抖地问。“我怎么帮你？”三叔反问。

结束通话，汤小甜笑着对马可说，“你快给我力量”，但表情立刻垮了。她眼角耷拉下来，嘴巴下撇，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不停地问，“我做错了吗？”马可红着眼睛搂住汤小甜，轻轻拍了拍她的头。

2021年12月27日，汤某涛到案并被刑拘。汤小甜将消息告知二叔家的妹妹，但没有得到回复。意外到来的，是已经拉黑她的三叔发来的微信。一连20多条的语音和文字，要求汤小甜归还曾经接济她的费用，指责她不该“到处炫耀你老爹坐牢”、“到处说你被qiangjian”，说“最大的错误，就是你爹不该生你”。

在得知汤某涛被刑拘后，三叔与汤小甜的微信对话截图。受访者供图

汤小甜一开始没敢听，只是把语音转化成文字，直到2022年1月5日，在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她第一次直接点击了这些浸透情绪的语音。汤小甜攥紧拳头，眼泪噼里啪啦掉下来。

“我们要给我们的女儿、妹妹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如果得不到答案，那就一直一直问下去！”二叔家妹妹曾在微信朋友圈为性侵受害者发声。对方早在2017年就知道姐姐身上发生的事情，但这一次，她告诉汤小甜：“这不意味着你是受害者。道理上我站你，但这跟我们其他人有什么关系？现在，这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心理压力……”

在张小琼看来，汤小甜的心理修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性侵伤害中，最严重的就是来自家庭成员的侵害。至亲入狱后，一般会带来家庭关系的重新选择与站队导致的各种次生心灵伤害，形成复杂性创伤。受害者有时需要通过侵害人受到法律惩罚来平复内心的伤害及恢复对世界的信任，也需要得到亲人——最好是母亲的支持，同时，需要第三方社会救助系统地介入，为这类被伤害者的未来发展提供支持。被害人最好能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在专业指导下，修复与其他亲人关系间的裂痕。”

汤小甜让马可把三叔骂她的微信截图发给母亲，刘畅的第一反应是，“凭什么要还给他钱”，这令汤小甜肝肠寸断：“妈妈，你什么时候才会在乎我的尊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刘畅请马可代为劝说女儿，接受由她来把这笔钱补上。汤小甜愕然，母亲要如何才能攒下5万块钱？但她最终决定，接受——这是母亲在用她最看重的方式进行道歉。

万淼焱见过太多受害人将性侵创伤视为一生不可逾越的障碍，认为自己终生走不出阴影，她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汤小甜的赞许：“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让汤小甜接连不断地处于大大小小的创伤中。她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白哀哭后必须要振作起来，负伤前行。汤小甜今天拥有普通人眼里成功的事业、丰厚的收入和美好的爱情，证明从创伤中站起来的女性，值得世间一切美好。”

对于汤小甜来说，这份认同给了她莫大的安慰。“我一直都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但是我没有得到过肯定，特别是来自长辈的支持。”

在搭乘前往埃塞俄比亚的飞机前，她们拥抱，告别。跨越5个时区，7000多公里的航程，一半是阴影，一半是阳光。

汤小甜动身出发前往埃塞俄比亚。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应受访者要求，汤小甜、刘畅、马可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编辑 李彬彬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