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倡发起的是什么
由中国首倡发起的是联合国。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国际性组织,它的成立同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
联合国简介
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
联合国的宗旨是: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截止2022年1月,联合国会员国现有193个:亚洲39个,非洲54个,东欧及独联体国家28个,西欧23个,拉丁美洲33个,北美、大洋洲16个。
1949年新中国确定国名,清华教授提议去掉2个字,***:我赞同
时代的更替,特别是新旧政权的更替,一般都需要更换国名。
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新政权的新国名,之前人民熟识的“中华民国”则成了过去式。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对于新中国这个新国名,在新中国建立前,参与建国讨论的人曾发生过极其激烈的争辩,最后才定下这个名字。
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提及清华教授张奚若。他提议去掉2个字,***听完后表示“我赞同”,最终才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
一、讨论新政权的国名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二野、三野全面渡江;24日凌晨,解放军将红旗插到南京总统府上;5月23日,***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
至此,解放军赢得全国胜利已成为不可逆的定局。
新局势的变化,建立新的中国政府也成了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
怎么建国呢?***和中国***并没有关起门来自己决定,而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让**以外的其他人一起来共同讨论、共商国是。
这样的会议,就是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至1946年,为讨论抗战胜利后的重新建国,在中国***的呼吁下,***也召开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只不过,那是千奇百怪的党派团体聚在一起的会议,并没有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其结果可想而知,会议不欢而散。
为了区别于这一失败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提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倡议,努力邀请各阶级、各领域、各党派团体参加。
为此,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拉开序幕。
***致开幕词,为会议定下基调。
他说,过去的中华民国“名不副实”,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讲话的最后,他高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16日,之前提出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被筹备会参会者全体通过。其中列出,筹备会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讨论拟定“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方案。
16日当晚,筹备会一致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置6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不同的任务。其中,第4组负责建立新政府方案的拟定,董必武任组长,黄炎培任副组长。
到这时,即将要建立的新政府的国名还没有定下来,筹备会各小组所起草的相关文件初稿,使用的都是***之前在会议或文章中提到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称呼。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小组文件里使用的这个称呼就是新中国名称了,新的名称,还有待第4小组进一步讨论。
二、有人建议使用“中华民国”到真正讨论新政权国家名称的时候,其实负责讨论的并不只有筹备会第4小组的成员,还有其他人参与,因而,讨论之初共出现了三种声音。
再回过头来看,这三种声音均围绕***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一称来争辩,讨论的原因莫过于都认为它太长了,想要研究出一个更短的“简称”。
第1种声音是建议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为“中华民国”。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提出的称呼可不变,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来替代。
这一声音得到了重视,曾被列入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的初稿中。
第2种说法是建议去掉“共和”二字,即将新的国家名称缩短为“中华人民民主国”。
持这一说法的主要代表为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
他们认为,***提出的名称可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主国”或者“中华民国”。
他们不仅将目光放在当下,还放到了未来,认为将来中国的发展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可再将国名改成“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至于为何去掉“共和”二字而留下“人民”与“民主”二词,其主要依据是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对译。
汉语里的“共和国”一词,系源于英文“Republic”的翻译,而“Republic”和“Democracy”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Republic”也可以翻译成“民主国”,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指的是民主的国家,后者指的是民主的政治体制,因而“民主”和“共和”没必要并列,得出了“中华人民民主国”的结论。
然而,以黄炎培和张志让为代表的第2种声音的提法是有漏洞的,他们只侧重于中文和英文之间的对译,却疏忽了汉语中“民主”和“人民”二词含义的相似性。第3种声音,弥补了这个漏洞。
第3种声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这一说法虽然与前两种都强调缩短“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解决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去掉某个词,更趋向于解释其含义。
清华教授张奚若是这一说法的主张者,他主张去掉“民主”二字,将国名简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理由是:“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
简单地说,就是张奚若认为在汉语的词义里,“人民”和“民主”的含义是相似的,没必要一起使用。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样一来,黄炎培和张志让等人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国”一说自然会被推翻。
对于张奚若的提议,第4小组负责人董必武给予了支持,***听完后表示“我赞同”。
三、一锤定音在定国名方面听到三种声音后,第4小组在6月18日召开了第1次全体会议,广泛交换意见,并让张志让等7人组成筹备提纲委员会,为讨论国名作提纲准备。
6月23日,筹备提纲委员会召开第1次会议,董必武开门见山,将之前的3种声音提了出来,让与会者进行讨论。
7月8日,第4小组召开第2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时也提到了国名的问题。
8月17日,第4小组召开第3次会议,全体通过了《政府组织法初步草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被定为国名。
后来,董必武在政协第1次会议上对定国名的事进行了解释,他的这个解释比张奚若的更为深刻。
董必武说,“共和国”指代我们的国体,“人民”包含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人民”和“共和国”组合到一起,就直白表明了新中国的民主性和国体,至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的“民主”二字,则没必要再使用,其含义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尽管董必武到第1次政协会议才解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呼的缘由,但早在8月中旬和9月初,***就开始使用了,说明他是支持使用这个称呼的。
8月18日,为邀请新疆的代表来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在给阿哈买提江的信中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称;9月2日,在给新华社发表社论时,***再次提到这一名称。
9月7日,***也直接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给即将要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作报告时,***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到这时只是决定了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对“简称”等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许多人提倡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叫法。
四、到底要不要“中华民国”?9月21日,筹备已久的新政协第1次会议正式在北平拉开序幕。
在提交上去审议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中,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同时,也见到了用小括号括起来的“简称中华民国”字样,也就是说,“中华民国”仍被使用。
许多与会者反对这么做。
其实,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也曾支持沿用“中华民国”称号。
他说,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中国***是在救中国而不是灭亡中国,反对***却不反对孙中山,因此,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
后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站出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也有“中华民国”所要表达的含义,是继承而不是消灭。
听到这些,***陷入沉默,算是默认了何香凝的说法。
既然***也曾支持沿用“中华民国”,那一些想要沿用这个称呼的人自然就不会沉默了,特别是支持孙中山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左派民主人士,他们对“中华民国”这个叫法有很深的情感。
因此,政协会议一开始,仅沿用“中华民国”称号一事,就出现了支持与反对两种不同的声音。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在新政协会议的第6天,即9月26日上午11点半左右,***特别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盛宴,邀请20多名政协代表过去一起讨论。
受邀的大多是70岁左右的老者,司徒美堂、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元济、何香凝、马寅初、林伯渠等很有名望的人都在其列。
宴会一开始,***就在开场白中直奔主题,说要和他们一起商讨到底用不用简称“中华民国”的事。
作为简称“中华民国”的倡议者之一,黄炎培率先发言,说无论是教育程度还是感情上,中国老百姓习惯了“中华民国”这一称呼,一旦直接去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先留个简称,两三年后再去掉亦无不可。
曾是前清进士的周善培刚听完黄炎培的阐述,就站出来反对。
辛亥革命后的38年里,他一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这次参加政协会议,势必是相信中国***以及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群众对“中华民国”毫无好感,这一称号更是被***和反动政府弄得不堪言状,不用也罢。
德高望重的81岁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听完黄炎培和周善培的发言,也主动站出来说话。
他听不懂北方话,这次参加政协会议,依赖他的秘书来翻译,听秘书翻译完两人的讲话,他很支持周善培。
他说:我尊重孙中山先生,我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但我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绝无好感,那是中华的“官僚之国”,和“民”毫无关系。
发言到最后,他相当激动地说:***领导的革命和辛亥革命是不同的,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那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抛掉“中华民国”这个烂招牌。为什么要三年后再改?是要昭告天下“名不正言不顺”?
听完司徒美堂老人的发言,与会者无不热血沸腾,给出了最热烈的掌声。
何香凝接着发言,她的态度比较中立,就是“照旧使用”是好事,如果大家都不赞成,那也就不再坚持己见。
法学专家沈钧儒的发言最有威力,一语就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他从法学的角度和国家利益层次出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群众要用“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不必明令禁止;二、国家文件应当严肃严谨,在国名上加上使用括号了的简称“中华民国”,这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同时也不符合法律观点,不应这么做;三、纵观全世界,他国需要用简称,那也是英文的缩写,而不是容易带来误会的其他称呼,如果坚持要用简称,那和别国签约可能会带来误会。
基于这些因素,沈钧儒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反对使用简称“中华民国”。
他们表达完自己的观点,马寅初、张澜、沈钧儒等16人也都站起来说话,都反对使用简称。
宴会结束后,***将大家的意见汇集起来,然后报给政协大会主席团作参考,由他们来作最后的决定。
9月27日下午,新政协会议一致决定:不再使用简称“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的法定名称。
在这之后,“中华民国”不再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上。
透过这些事,许多人认为是因为张奚若的倡议,新中国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万分感谢他。
其实不然,他并不是这一称呼的首倡者。
五、张奚若并非新中国国名的首倡者最早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的,不是张奚若,而是中国***人。
一些学者认为,**在1947年12月的会议中提出了组建中央政府,因此,这段时间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最早出现的时间,不会有更早的了。
比如,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发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在文章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国范围建立”。
只不过,更深入研究后,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了新的看法,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8年前就已多次出现在中国***人的讲话、文章等相关文献里。
1937年6月10日,在《牺牲救国》周刊所发表的社论《牺盟会在新形势下的新工作》里,提到了“应在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让“抗战最高领导机关”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能凝聚人民意见的“集体领导的机关”。
种种这些都在说明,张奚若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提出者,这个名称或概念,在更早之前就已被提出。
由此可以看出,那就是张奚若建议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反对,倒感觉说的很有理,其实***早已经对这个叫法有很深刻的认识了。
再往深里研究,***不仅很早就可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了,对他多次提及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深有研究。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后面的这个概念居然不是他提出来的。
有学者发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最早是由王明提出的。1936年,在《为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一文中,他说:“中国***赞成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不过,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无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名称,它们被提出来,并非是深入研究的结果,真正让它们富有含义的人是***。
1947年7月,国内战争局势越来越对人民军队有利,因此,**在**七大上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新目标——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了“解放全国”的口号,***则在“十二月会议”后说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并在多次谈话中提及。
1948年下半年左右,***除了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外,还提到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两者不断被交替使用。
大约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在***的各种谈话与报告中,“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占据上风,并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用频率。
有学者认为,***之所以强调“民主”,意在加强与民主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合作。比如,为回复***派在“五一节”给**发表的联合电报,***指出了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往后,***不断交换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前者比后者多,这就形成了前者比后者流行一时的现象。
1949年后,特别是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后,***对这两个称呼的使用固定了下来,那就是更多在谈话或文章中提及“人民共和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则很少使用,直至不用。
结语:一个概念的形成,总是有循序渐进的历史阶段的,不会一蹴而成,也不会是脑子一热、双手一拍,这个概念就形成了。
历史上,一些王朝的建立,其王朝名称就有一定的历史。比如:刘邦建立汉朝,他之前的封国为汉;杨坚建立隋朝,他成为皇帝前被封为“隋国公”;李渊建立唐朝,他做皇帝前被封为“唐国公”……
可以看出,汉朝、隋朝、唐朝等称呼的由来,是有一定历史联系,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的出现,也有相似的历史。
在革命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曾多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这个称呼也就成了新中国的国名。
【每日学史】***首倡“宣誓”及其对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倡导“宣誓”
旅欧**早期组织与旅欧少共机关是重合的,**党员都参加了少共组织并在其中担任一定的要职。作为**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它的组织情况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所有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小组建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建立青年团的组织(开始叫中国少年***)。团组织建立后, 以团的名义开展了许多实际上是党要进行的活动。甚至在团员转为**党员时,在经两人介绍后,由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时,支部大会除党员外团员也都参加,通过党员表决时,党团员都有表决权(举手)。因此,在中国***创建时期, 中国***党团不分现象很普遍,“两家不分”是特定时期的历史问题。[①]旅欧中国少年***也是这种情况。它与后来的青年团不同,又与***不同,本人认为应是介于***与共青团之间。这将另文阐述。
***在旅欧团组织成立大会上提倡宣誓其意义应引起学者的重视。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的一块空地上,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召开了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德国、法国、比利时,共18人,其中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李维汉、刘伯坚、萧子璋等,***是从德国出发前去参会的。会议主持人是赵世炎,他先报告了筹备会议的过程。随后,***报告组织章程草案起草情况。***开始时提议这个组织的名称叫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多数人主张叫少年***, 不赞成叫共产主义青年团。值得党史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还提议吸收新成员时要宣誓,但是也有人不赞成,认为这样就带有宗教色彩。***解释说,我们的宣誓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一种政治约束,例如袁世凯接任孙中山做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就要他宣誓忠于民国,后来在他登基作了皇帝时,世人就骂其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并纷纷讨伐袁世凯。关于“宣誓”的事,郑超麟曾回忆说,在宣布开会后,***提议大家一个一个要宣誓,现在参加建党的人要宣誓,以后入党的同志也要宣誓。起初,或许由于方言的原因,参会者听不懂“宣誓”二字,在弄懂宣誓的意思后几乎一致反对,都认为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仪式。***虽然进行仔细的解释,但大家还是反对,结果中国少年***成立当日就免去了这个仪式”。[ ②]这个会议开了3天。“旅欧中国少年***”是最后确定的组织名称,大会的组织机构是,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人,由赵世炎担任书记,***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
那么,旅欧时期,***倡导的“宣誓”到底有没有实行过呢?虽然查了《***传》《***年谱》没有发现实证。但还是找到了“宣誓”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确证。确证在于1923年6月,当时在法国的***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7月被转为**党员。1980年2月5日,***在同胡耀邦、胡乔木及邓力群谈对2月3日《中国***章程(修改草案)》修改稿意见时,他老人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在场人叙述自己当年的入团情景,他说:“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身不忘。”[③]因此,***倡导的“宣誓”,在**旅欧早期党团组织活动中是真实实行的。
二、经考证,***是首倡“宣誓”
首个***早期组织在1920年8月建立,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这一时间段内中国***入党仪式总体上看是比较简单且无固定仪式。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全国最早的50余位党员,并没有可遵循的入党仪式。**在创建初期,对于要发展的新党员,没有在入党仪式上做出明确规定和要求。如中国***一大通过的纲领指出,入党前须经一名党员介绍,候补党员必须接受所在地委员会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期满后,多数党员同意,才能被接收加入中国***。**二大通过的《中国***章程》(是第一个中国***章程)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一名党员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后逐级上报,再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三大第一次修正了党章,规定须有二名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始得为中国***候补党员。以上规定可以说仅是一个入党流程,至于如何介绍、多数党员怎样表明同意意见、相关党组织怎样审查批准等,都没有进一步的规定。经查阅各类回忆资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地党组织采取了谈话式、表决式、填表式等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可被视为入党仪式。建党伊始,全国党员人数很少,但党务工作很繁重,发展党员时还没有涉及真正意义上的入党宣誓。党史界认为入党仪式的初试阶段是从1925年8月**中央对入党仪式作出正式规定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入党仪式的发展阶段是从1927年8月中国***开始武装反抗***反动统治到1930年2月井冈山斗争结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依据当地的革命实践,大胆探索入党宣誓的形式。虽然还有许多需要规范与提升的地方,但实行入党仪式对于党组织建设作用是显著的。[④]入党仪式是中国***党内法规的重要组成,是广大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宝贵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成果与表现形式。入党仪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组织及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庄严感、神圣感、使命感。鉴于旅欧中国少年***性质的特殊性以及***提出要宣誓的时间(1922年),学术界应特别注意其历史意义和价值。
三、“宣誓”是***少年诚信观在青年政治观上的必然体现
南开学校在1916年5月6日组织了一次国文特试,各班代表200多人参加。***从二道材料作文试题中选择一题,写成《诚能动物论》一文并获个人第一名。二位老师给的评语都很好。张诗岑老师的评语称***的文章,是:以孔、耶、释之教释题,文章的内容文章博大精深,既包涵天地的元气,又概括了极微小的事物。作者实得作文之妙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从高处把握整体的论证。通篇用笔刚健严谨,布局细密周到,“尤征功候之纯。冠冕群英,断推此种。”程玉孙老师的评价是:见解高超,理境澄沏。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⑤]
《诚能动物论》集中地反映了***的诚信观。
***认为,诚能动物!并以孔子、耶稣、释迦三人为例进行阐述。孔子认为不诚无物,耶稣认为守诚坚信,佛氏认为要勿诳言、勿欺骗。他们三人“守真抱璞,感人以诚,秉天道,尽人事。”这三人的诚信善让五千年以来、十万里之广域范围的人类虔心信仰。他们虽不如天子贵、不如陶朱富裕,且“享寿亦若中人,秉权要异将相”,但其思想的光辉既照耀着他们当时的时代、也照耀着后世,“言中于人心,行垂于史册” 。
***强调,诚也,大的可以让好名声流传后世,小的能够造福一身。并且举例道:“下车泣过,大禹之诚感罪人。祷雨桑林,商汤之诚格上天。西伯被困,殷纣以其诚而赦其命。武侯治蜀,黔首以其诚而守其法。化干戈为玉帛,孔子折冲齐鲁。反内犯为罗拜,子仪心服回纥。王阳明诚格蛮苗,华盛顿德感民众。”[⑥]反之,以诈为利,以伪为真,最后终将自取灭亡。同时也以中外的事例说明。中国的事例有三个,即新莽自号圣贤、最终戴上了篡窃之罪名,曹操假装礼贤下士、最终遗留下奸恶之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最后,***指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须崇诚信、弃诈伪。在列举了中外历史上一些名人政绩后,深刻地阐明:“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极严,期以一人之手欲掩天下目者,实不营作法自毙,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文章结尾,他将矛头对准当时的反动统治者:“虚伪可惑少数人,惑人类一时,不能惑人类最长时期”,统治者欲驱使人民的“生命脑力以供一二私人之指挥,其智可悯,其愚不可及也”。[ ⑦]
有了上述***所推崇的诚信观为基础,我们有理由认为:“宣誓”是***少年诚信观在青年政治观上的必然体现。
四、“宣誓”是信仰,***募资出版《少年》,在《少年》上撰文驳斥“把***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谬论
巴黎***小组成立后首先要做的几件事中有一件事就是筹划出版《少年》杂志。这份内部杂志有着党刊的特性。初期没有经费,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虽已经有人回忆,但一直不被研究者所重视。事实是,有一位旅欧学生,名字叫谢成瑞, ***在天津时与他是同学,谢成瑞与章士钊先生关系密切。当时章士钊正在欧洲游历。***就通过谢成瑞的关系到章士钊那儿募捐,得到资助金1000法郎,用此费用购买了纸张和机器,初步解决了初期的燃眉之急。1922年8月l日,《少年》杂志在巴黎正式创刊出版。这本油印的红色封面刊物,由张申府和***负责编辑工作,当然他俩也经常为《少年》写稿。[⑧ ]
***在《少年》上撰写《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驳斥“把***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谬论。
他首先阐明共产主义的由来。他指出: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是有产阶级的清谈,共产主义思想还处于乌托邦中,马克思本着科学的精神,指出最大缺憾在现代经济组织,现代生产力的变迁足以使现代经济组织有崩溃之趋势。马克思更是从人类史阶级争斗的痕迹中,知道了依附现代经济组织之下的最后最困苦的无产阶级。想要铲除无产阶级痛苦之源,消灭阶级界限,顺着经济变迁可能的规律,不得不想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和最有效的生产制度,“让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便是共产主义所由来,也正是为马克思经济学说所证明的。[⑨]
在对待宗教态度问题上,他明确指出***和别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差别,即:别的社会主义派别,或者还可容留宗教思想。宗教牺牲弱者、庇护强者,增强人的倚赖性,引诱人容忍,同时禁固了人的思想。唯独共产主义者对宗教深恶痛绝。
对于别的社会主义派别将***人的革命精神说成是宗教,他无情地进行了反驳。他指出,***人的革命精神出之热烈的情感,理越明,信越真,感越切,革命的精神遂能越久而越坚。这种情感着重于“实际”,不但改革社会需要它,而且实验室中也不可须臾离它。没有它,牛顿未必能发现万有引力原理,没有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会出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谁也不能说它是迷信。
他进一步解释了迷信与信仰的差别?差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实际来试验,换句话说,就是能不能符合科学精神。所以同一加入人的情感而成为意志的“信”,乃有“迷信”与“信仰”之别。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的“信”便为“迷信”。纯粹地本着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具有宗教精神。
接着,***以教徒与神父、党员与领袖两对关系来分清迷信与信仰。他指出,教徒对于神父只有迷信,即便心知其非,嘴亦不敢说。至于***人,他们一方面服从领袖指挥,另一方面时时监督其行动。红色俄国政治上的首领必须服从劳动会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俄国***爱护好的首领,同时各国***人又时时驱逐其不良的首领。“***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也决没想制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⑩]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此,***当时认为,要循着科学精神,要尽快地实验共产主义,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可贵可重,甚至视为经典。
这样分析后,我们对***倡导“宣誓”才有一个完整准确的理解。
五、“宣誓”对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1、“宣誓”有助于丰富党的支部会议内容
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极其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原则、借鉴苏俄党建模式的重要体现。对我党而言,它的成员入党后,必须放弃过去散漫的生活方式,遵守组织纪律,过组织生活。组织生活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支部会议。中国***成立伊始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把党员生活纳入组织中,把会议制度作为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支部会议制度在大革命时期也基本确立,成为了党员主要的组织生活方式。作为支部会议的运行机制,中国***从上级督导、支部书记责任、会议内容、会议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合理的设置。在革命形势发展、党的组织发展的同时,我党一直在推动支部会议制度的落实。虽然因革命发展阶段不同、革命环境不同、地方党组织的能力强弱等原因,支部会议制度的运行出现一定的地方差异性,但总体而言支部会议制度基本得以落实,特别是在革命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组织建设较好的地区较为显著。毫无疑问的是,在党团不分时期,***倡导的“宣誓”在成为党团员入党所必须的程序后,它丰富了党的支部会议的内容。
2、“宣誓”本身增强了党的活动的仪式感,有助于强化党员的身份意识。
中国***党章明确规定, 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即必须举办入党仪式,才算加入党的组织,具有一名党员的“身份”。“宣誓”通过仪式的程式化操演告诉党员,必须遵守党组织的纪律,让党员感到组织的规范,促进参与者的心灵在这种仪式感的活动中与党组织传递的价值理念和教育内容相共振。“宣誓”仪式也是对党员情感的重塑过程,党员在仪式中体验的教育内容,通过感性认识更能深入到党员的思想中,进而在理性层次上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党员随时头脑清醒,以达到教育目的。
同时,宣誓仪式所营造的情感状态影响了党员对政治世界的观念。情感是人类受外界影响自发形成的情绪流露,宣誓仪式能使一个支部集体、一个基层单位的组织成员同时迸发出统一的情感,保证和促进了党组织的内部和谐。通过宣誓仪式激发党员健康向上的心理情感,并发展成为一定价值观念,且这种价值观念与组织对党员革命意志的培养相一致,有助于增强党组织战斗力培养的集体目标的实现。总之,一场能直击内心的成功的宣誓仪式,完全能通过情感这种路径使党员的思想教育产生较好的效果。⑪
仪式感的核心是价值观的相同,体现参与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入党宣誓蕴含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体现着***员的价值追求。宣誓仪式及相关活动,能够让中国***党员在特定庄重的仪式感染下及追求共同价值的氛围中,自觉向党的组织看齐、向党员先锋作用看齐。当然,还能够强化自己的信仰,强化向组织的归属感,感受到组织的亲切关怀、涵养和提升政治觉悟、强化身份认同、强化在党意识。综上所述,举行入党宣誓能够激发起党员发自内心深处的庄严和崇敬,使老党员回眸初心充满信心再出发,让新党员接受全面教育明志向。
3、“宣誓”有助于强化**党员的使命担当,有助于强化**党员的党性修养。
中国***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能够让党员忠诚使命、牢记使命、认清使命,能够唤醒归属于党的自觉,鼓舞党员向党看齐,听从党在任何时候的指挥,能够用党的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吸引党员,凝聚力量、担当作为。
入党宣誓时庄重的环境和肃穆的氛围,给党员个体带来满满的仪式感,能够强化自我心理暗示,让参与者用心投入。齐声合唱的《国际歌》韵律、党旗那鲜艳夺目的红色,由此而自然生发的崇高感,能够让**党员提纯信仰。有了这种仪式感,党员就会思想极其端正、心怀一片虔诚,就会敬畏与崇敬组织,去除灵魂深处的私念,在春雨般的滋润中提高党性修养。使党员这个简单的称谓能够时刻提醒党员个体他所有别于他人的“特殊身份”、有别于他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广大党员通过率先垂范获得认可、通过奉献牺牲找到价值。
4、“宣誓”有助于培养党员对党绝对忠诚,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
党内仪式最大的作用是培养党员忠诚度,使党员听从党的号令、为党尽忠。仪式教育在促使党员加深对组织情感后,对组织的忠诚度形成正向影响。入党宣誓通过一定的情境、多种象征元素和宣读誓词的铿锵有力,确认了宣誓者身份的转换。由众人瞩目下的见证、响亮的誓词,使宣誓者快速接受由于角色变换而带来的洗礼,加强了与党的组织血肉般的联系。这自然坚定了参与者对党的忠诚,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了党员对党的挚爱之情,进而提升了中国***组织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①**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党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②郑晓方:《郑超麟回忆少年***成立》。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第671页。 ③高治中:《向党旗宣誓 老一辈革命家入党故事》。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10年10月版第63页。 ④孙伟:《**早期入党仪式的演变探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院,2021年第1期。 ⑤南开大学***研究中心编:《***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世界 第四届***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第55页。 ⑥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⑦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⑧张申府:《中国***建立前后的回忆》。《文史精华》1996年11期第6页。 ⑨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早期文集(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⑩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早期文集(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 ⑪尹璐:《党内仪式的教育作用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作者为淮安***邓颖超研究会秘书长,副研究馆员)来 源丨北京习风堂编 辑丨丛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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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核丨葛 业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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