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往包括哪些方面

社会交往包括社会交往的主体和客体、交往力、交往关系、交往的意识、交往的需要和交情等。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社会交往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具体的、社会的、现实的动物，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体。

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简称“社交”，是指在一定的心理活动下，几个人之间相互往来，进行精神上的交流。社会交往是从动态角度分析社会现象的基本概念。

从不同的角度，把社会交往划分为：个体交往与群体交往、直接交往与间接交往、竞争、合作、聊天等。社会交往是动物的本质的内在要求。

社会交往的意义：1、社会交往有利于个体成长。2、社会交往是文化传播的手段。3、社会交往是社会构成与发展的基础。

秦汉交通奠定后世道路格局——访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

武关遗址出土的千秋万岁瓦当 丹凤县博物馆/供图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实现显著进步的历史阶段。秦汉交通建设对于此后的交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多年来将秦汉交通史作为其深耕细作的重点研究领域。1984年4月，在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王子今从西安出发骑行至秦岭深处大山之中的商南县，往复考察武关道。他后来又数次与友人对武关道遗迹、傥骆道遗迹、子午道秦岭北段遗迹等进行实地考察。以这些考察成果为基础，王子今与友人合写了《古武关道栈道遗迹调查简报》《陕西丹凤商邑遗址》《子午道秦岭北段栈道遗迹调查简报》等文章。他撰写的《秦汉交通史稿》，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考察秦汉交通史的权威著作。近日，本报记者就秦汉中国的交通这一主题，采访了王子今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为何将秦汉时代交通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

　　王子今：秦汉史籍中“交通”往往取交往之意。《史记·黥布列传》：“布已论输丽山，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灌夫“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汉书·江充传》载，赵太子丹“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礼记·乐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交通”与“四达”并称，言交汇通达，无所不至。而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谓“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则更近于今义。今人所谓“交通”，意义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交通，指有意识地完成的人与物的空间位置转移。广义的交通则还包括通信等信息传递方式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交往”的论述，实际上涉及一般所谓“交通”的更广层面的社会文化意义。郭沫若1948年的译本就译作“交通”。交通除了人员与物资的直接转运输送，还应包括社会交往的若干其他形式。在这一认识的基点上讨论秦汉时期交通发展的现象和规律及其对于社会文化面貌的作用，应当是有意义的。我们基本赞同这样的意见：交通为诸社会现象生成不可避的必然的手段。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与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之成立，当依赖于交通之支持。因此，交通发达当直接影响于上述各方面。由此出发设计的研究路径，除对当时交通发展的具体形态进行必要的技术层面的考论，进而研究交通的具体的生产机能，分析交通的直接经济作用之外，对交通的社会功用和文化机能也投注相当多的注意力，对交通发展状况之于社会文化史进程的影响，交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希图有所探索，以增进对历史的全面认识。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时期。中华民族实现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交通事业在秦汉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备的交通运输系统，成为秦汉王朝存在与发展的强大支柱，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秦汉交通的主要框架为以后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考察秦汉时期交通发展的状况，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沟通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主要经济区的交通网已经基本形成；舟车等运输工具的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路桥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出现新的形式，运输动力也得到空前规模的开发；交通运输的组织管理方式也逐步走向完善；连通域外的主要交通线已经初步开通；在当时堪称世界先进的交通条件下，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统一文化——汉文化已经初步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察秦文化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具有某些利于交通发展的传统因素。您能从考古与史料方面谈谈您的研究吗？

　　王子今：秦国交通发展的一个突出例证，是车辆制作技术的进步。中国早期车辆均为单辕。单辕车须系驾二头或四头牲畜，双辕车则可系驾一头牲畜。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l03出土两件牛车模型，牛一牡一牝，两车车辆形制相同，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及轴、舆等车具朽痕，可以看到车辕为两根。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产生的实物资料。双辕车的出现，体现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两件牛车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为一牡一牝，还可以说明秦国民间运输生产资料的普及程度。此外，对于交通道路条件要求甚低的使用轻巧灵便的新车型——独轮车，很可能也是秦人最早使用。

　　秦国善于“远攻”，较早创造了大军团长距离远征的历史记录。秦穆公谋取郑国，即派遣大军“径数国千里而袭人”。秦军还曾远至宋、楚等国境内作战。秦统一战争中，调动数以十万计的大军连年出击，无疑也需要凭借强大的运输力量保证后勤供给。以秦灭楚的战役为例，秦军出动兵力达60万，以秦汉时通例折算，每天士卒口粮就多达66667石，若无法由当地征集，以车载25石计，则需要2667辆运车转送，如若运程超过4日，则每日军粮都需万辆以上的辎重车队承运。这一数字尚不包括军马的食料刍藁。然而楚地战事持续长达“岁余”，军运数额之巨可以想见。显然，秦国优越于其他各国的交通条件，是能够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

　　由于交通条件比较完备，交通技术比较先进，运输力量比较雄厚，使得秦**队可以适应长期远征的艰难条件，不断得到充足的兵员、物资的补充，因而军力强盛，百战不疲。此外，秦国交通的发展，有利于秦人向东西南北全方位地接受和吸取其他地区文化的积极因素，使秦文化具有较为开放的富于进取性的特点，于是“地无四方，民无异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秦人交通建设的优势，无疑也是秦国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连年东进，在秦始皇一代完成统一大业的基本因素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您的考察和研究，秦时期的“南阳南郡道”，是汉代的“武关道”吗？

　　王子今：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以“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急切需要加强交通以巩固统一。于是立即致力于全国交通网的建立，在战国交通的基础上，“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经过修整与沟通，将各国道路纳入以全国为规模的交通系统之中。在秦始皇时代，大致由“南阳南郡道”这样一些主要交通干线纵横交错，结成了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大纲。

　　秦时期的“南阳南郡道”，出武关东南向，经南阳至于南郡，使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得以沟通，又通过水陆交错的形式“南极吴、楚”，与长江中下游衡山、会稽地区相联系。商鞅封地就在这条古道上。战国时期，这条联系秦楚的古道发生过很多故事。商鞅经由这条道路出使楚国，张仪以“六百里”之约诈楚，楚怀王被秦人扣留于武关，都发生在这里。秦昭襄王时，秦“予楚粟五万石”，是先秦可以明确运输量的最大规模的交通行为，车队规模应当达到了两千辆运车。蓝桥河栈道，当时可能已经应用。学者史念海认为，此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北归及三十七年南游之途也”。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之行，得到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廿八年，今过安陆”的证实。其实，在实现统一之前，秦王政二十三年，“秦王游至郢陈”，很可能也经由此道。也就是说，这条道路秦始皇或许曾三次经行。秦末，刘邦由这条道路先于项羽入关。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即由此道行洛阳。这条大道汉时又称为“武关道”。由《史记·货殖列传》“南阳西通武关”可知，因南阳“成为当时联络南北地区的最大商业城市和经济重心”，这条道路形成交通盛况。

　　《中国社会科学报》：秦汉陆路交通网的形成，对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有哪些影响？

　　王子今：秦汉时代，重要的交通干线已通达各主要经济区，由东向西在彭城、荥阳、长安结成交通枢纽。此外，又有疏密交错的交通支线结织成网，形成全国规模的交通系统，其中有的支线在历史演进中又发展为重要的干线。有些看起来并未形成明确线形结构的道路，也在交通生活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秦汉陆路交通网的形成，不仅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为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确定了大致的格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陆航

新形势下县域城镇化的风险治理

作者：黄建洪（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东吴智库）

“郡县治，天下安。”县治国安的治理逻辑反映出县域城镇化的深邃价值。作为经济社会的城乡区域，县域的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最为直接的结构性载体、最为丰富的过程性行为以及最为显著的结果性绩效，是观察分析“国家足迹”的行进标尺和成果样本。但是，其社会风险需要深度治理。

探明县域城镇化的风险源头

县域城镇化，是以县级城乡区域为空间单位和行政关联单元、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具体而言：从范围看，县域城镇化关注的是“县域”，区别于大中城市、城市群，治理尺度明晰。从内容讲，它以县城为重要载体，以城乡互动和城乡融合式发展为主要题域。以性质论，作为承上启下、衔接城乡的枢纽型城镇化，是以“人”的权益保障和发展为基本考量的整体性社会进程。

县域城镇化的风险从何而来？其一，从对复杂对象的治理模式选择中来。大国治理，千城千面，譬如对大城市周边、专业功能、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人口流失等不同类型的县城，就需要有不同的模式选择。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出发，不同类型县城城镇化、县域城镇化配置资源方式及其程度差异显著，治理模式也应进行适应性调适，如若简单“一刀切”式地行政推进、“大水漫灌”，将放大或复杂化社会风险。其二，从县域城镇化的叠加题域中来。对历时性题域的共时性应对，在县域层面更加凸显。在经济、社会、文化、空间与生态等多题域的治理中，“超载”与“失衡”并存。这里面，既有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半城镇化”治理，又有对先期城镇化功能升级的“再城镇化”建设；既有对载体优化的“城市更新”，更有对市民融入和权益保障的“人的城镇化”等叠加议题。尤其是产城融合、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城市融入成本有机分担等，更是复杂且问题频仍。其三，从县域城镇化关键难题的解决中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县域城镇化面临的最基本难题依旧是人口、土地、资金等基础要素问题。具体操作层面上，需要直面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土地从哪里来、用到哪些领域上，以及钱从哪里出、花到哪里去。如何配置县域城镇化所稀缺的发展资源，存在着“生成”与“做成”、演进与建构的分殊——生成、演进的路数代表的是市场化模式，做成、建构的方式意味着基于人为设计的行政主导模式。有效性与风险性，都蕴藏在政策选择和治理过程之中。

分析县域城镇化的风险本质

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标志，县域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共议程，是一个旨在全方位缓释和消解城乡之间经济社会结构对立性的社会进步过程。但是，这样的过程广泛而深刻地涉及社会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转变，以及“乡村性”转型与“城市性”发展之间的调适，会因社会结构紧张而不断累积各种风险。

代表性的社会风险研究认为，风险治理既是一个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连续统”，又是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连续统”。从公共管理角度而言，社会风险的治理取向有三：从事件本身出发，强调技术导向管理的灾害视角；从事件对人的影响出发，强调从制度和管理的手段以及人的自我心理调适应对来自内外部威胁的危机视角；从事件的非常规性出发，强调公共管理的权变性的突发事件视角。县域城镇化是一个经济社会结构的系统转型过程，这样的过程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蕴含着各类风险因素，可能影响县域乃至国家的社会和谐稳定。

大规模的县域城镇化是时空和社会结构的非均衡变迁，因此，县域城镇化的风险在本质上是对结构变迁的调适性风险，具有多源头、多领域和多层次的特点。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基于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一是在基础面上，大规模的农业转移人口持续向就近县城转移，尤其是对于广袤的中西部而言，将是一种常态事实。这对于作为“城之末、镇之始”的县城而言，会加速社会风险的集聚。二是在关联面上，即与县城相对的乡村，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换、村治结构重组、乡村文化认同重塑与社会秩序的重构同时发生且并非同步，也会产生涉及经济社会多重维度上“乡村再生产”的诸多难题。总体而言，县域城镇化的风险本质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结构性调适风险，实质是过程性的“权利再造”和制度治理的社会风险。

推进县域城镇化的社会风险治理

其一，关注县域城镇化的叠加风险。一是生存性风险，是县域城镇化中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所需要的条件不足或缺失引发的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服务和食品安全等风险。二是发展性风险，即个人、家庭以及群体在县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原来的结构和环境平衡被打破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所造成的诸如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发展动力转换与市场波动等相关风险。三是价值性风险，即由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因素引发的社会风险，包括社会认同危机、公平正义缺失、道德失范和社会焦虑等。四是秩序性风险，即社会生产生活和运行状态受到威胁和破坏，社会秩序出现紊乱，社会缺少信任，社会交往交流困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风险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互相叠加缠绕的，在一定情况下还会相互转化，进而危及县域社会安全稳定。

其二，探究县域城镇化社会风险生产过程及转化机理。县域城镇化的社会风险生产过程具有共性，其再生产机理以及传递升级均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紧张—冲突行为”内在逻辑。风险过程在既往的研究和实践中常常被点位性爆发问题所遮蔽。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深入不断发展变化的县域城乡社会结构之中，对县域城镇化的空间过程及其衍生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方式等出现的变化予以关注。在此过程中，对于风险的前端纾解、中端传递以及后端升级成为危机等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特别需要深入解剖。对社会风险生产与再生产及其传递升级过程的原理进行社会结构的事实性溯源，有助于在学理上进而在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其三，构建县域城镇化社会风险的深度治理机制。县域城镇化的社会风险具有人为性、关联性、扩散性，这些特点与大中城市、城市群的社会风险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着与县域行政层级和空间单元紧密相关的独特性特征。但无论如何，需要强调的是，城镇化快速发展所累积社会风险的现实表明，亟待将目前以应急管理为主体的浅表机制升级为公共危机和风险管理，核心在于围绕人的发展需求，形成县域城镇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风险公共治理体系。不能把社会风险的治理仅仅停留在应急和应景的层面，否则深层次的问题依然无法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只有构建起从应急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到风险管理的宏观视野、系统思维和制度机制，才能整合性地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城融合、权益保护等问题，与征地拆迁、邻避冲突、认同困难以及参与乏力等问题结合起来。为此，需要寻求“半城镇化”“再城镇化”“城市更新”和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和系统发展思路，构建县域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从而形成对社会风险的深度治理和长效机制。

（本文系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政府职责体系优化研究”（20AZD031）阶段性成果）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