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起源于哪个朝代

行书起源于汉代，是以正书为基础，简化演变而来的一种字体。它的发展历经了阶段变化。其中汉末年间是行书的创始阶段，魏晋时期为黄金期，唐朝为发展期，而宋朝则是高峰期，在当时各个书体中占主流地位。

行书起源于汉代

行书起源于汉代，张怀瑾的《书断》中记载行书是后汉颍川刘德升创造的，而在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中记载行书是汉末著名书法家钟繇所创，是以正书为基础，简化演变而来的一种字体。

行书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化，汉末年间是行书的创始阶段，魏晋时期是行书的发展黄金期，唐朝是行书的发展期，而宋代则是行书的高峰期，在当时各个书体中，行书占据了主流地位。

行书与楷书起源的时间比较接近，它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按照其特点，又可分位行楷和行草，行楷指的是行书楷化的，接近楷书的行书。而行草指的是行书草化，接近草书的行书。

行书发展脉络

以韵取胜——东晋行书：晋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后人常把晋书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足见晋代书法的高度。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山东琅琊（临沂）人。曾任秘书郎、右军将军和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王羲之学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师从卫夫人，学习正楷；第二个阶段，师从王廉，学习正楷和行书；第三个阶段，学习钟繇、张芝书法。王羲之书法楷、行、草三体俱精，但成就最大的是行书。据史载，他的书法作品有400余件，但没有一件留传。今天所能看到的王羲之的作品都是后人的摹本。

秀壮并存

——唐代行书

唐代行书由两个系统组成。一个系统是王羲之书风，以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和柳公权为代表，他们结合“尚法”，创作着规范化的书法作品。另一个系统是颜真卿、李北海书风，走的是一条创新求变的道路。二王书风在唐代表现最甚。

唐代建立后，唐太宗李世民重视书法，并且极力推崇王羲之。他对王羲之书法的提倡主要表现在：第一，亲自为王羲之写传。第二，广泛搜罗王羲之书法，派书家鉴定真伪，对真迹响拓临摹，然后把临摹品分赐朝中大臣。

今天所能见到的《兰亭序》摹本就有冯承素摹本、褚遂良摹本、欧阳询摹本等多种。第三，撰《圣教序》，由怀仁汇集王羲之字迹，摹刻上石，这就是著名的《集王圣教序》帖。《集王圣教序》可谓是集字帖之祖。第四，以一手飘逸的具有王羲之书法体格的行书，留下了《晋祠铭》和《温泉铭》，这对推广王羲之书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因为李世民以帝王之力提倡王羲之书法，所以，唐代掀起了一股研究王羲之书法的热潮，也形成了以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陆柬之、柳公权为代表的王羲之书风的行书书家群。

承上启下

——五代（十国）行书

书法发展到唐代，字体演变的任务已告完成。因此，有人将书法史分为两个阶段：唐前和唐后。唐前是寻找书法规律的时代，唐后是学习晋唐书法，摆脱晋唐书法的时代。

五代十国是一个紧随唐代的朝代，它历时54年的短暂历史使五代书家难以有大的成就，但五代书法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作为唐代书法与宋代书法的桥梁，既是前代书风的总结，又是后代书风的先声。

杨凝式（873—954年），字景度，号虚白，别署希维居士，陕西华阴人。官至太子太保，人称杨少师。又因其佯狂，被称为“杨疯子”。他的行书受二王、颜真卿、欧阳询书法的影响。行楷《韭花帖》字态、体态整洁秀雅，二王精髓毕现，魏晋风神十足。行草《卢鸿草堂十志图跋》，深得颜真卿《祭侄稿》和《争坐位帖》笔意，线条圆转，字行茂密。

尚意为先

——宋代行书

行书为动态书体，挥洒起来比楷书随意，因而也更能抒发书家的情性。行书的这种抒情达性也正好暗合了宋代书家的身份构成。宋书尚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其一是重文轻武的政策；其二是宋太宗淳化年间的《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不包括碑，汇编在内的都是前人的书翰、尺牍。它共由十卷组成，二王书法在十卷中占去了一半，而二王书法大多为行草。这就为宋代书法家提供了习书的范本，也突出了二王书法在《淳化阁帖》中的重要性。楷书在宋代遭到了冷落，而行书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宋代书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行书的创新上。代表书家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史称“宋四家”。

继而复生——元代行书：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元初的皇帝们用武力来稳定社会，但武力却征服不了具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包括书法在内的汉文化。因此，到了仁宗、英宗时，除了加强政治统治以外，在文化上开始向汉族学习，并提拔汉族官员，使蒙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同化。

天历初年，还设置“奎章阁’’，任命柯九思为鉴书博士。元代书法较之南宋有了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元代少数民族书家数量之多，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流派纷呈——明代行书：明代帝王雅好书法，诏求四方善书之士写“外制”，挑其中最能者留在翰林院写“内制”，授予“中书舍人”。还推选黄淮等28人专门学习二王书法。

仁宗喜欢摹习《兰亭序》，神宗随身携带王献之《鸭头丸帖》，说明当时学书风气之盛。明代帖学盛行，出现了《泉州帖》、《停云馆帖》、《戏鸿堂帖》、《真赏斋帖》、《崇兰馆帖》等。由于皇帝的提倡，加上帖学的发达，明代的行书得到了发展。主要行书家有祝允明、文征明、王宠、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徐渭、王铎等。

多元取向

——清代行书

清代行书可分为三派：狂放派、帖学派和碑学派。狂放派是明代末年表现主义书风的延续，代表书家为傅山。帖学派是垄断清初书坛的一个流派。清初，康熙皇帝喜爱董其昌书法，派人四处搜求董书。上有所好，下必甚矣。一时间，天下尽学董书。

到了乾隆时，乾隆帝偏爱赵孟钍榉ǎ⒌酱τ饪淌破鹆艘还裳罢悦项书法的热潮。有人曾将清初书坛划分为董书时代和赵书时代，便是从上述的事实出发的。但董书和赵书都属于帖学一系，所以，将它合为帖学派。帖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梁同书、刘墉、王文治、张照等。

碑学派和帖学派之间的年代分界是嘉庆、道光年间。嘉庆、道光之前书法多为帖学派，嘉庆、道光之后书法碑学派才鱼贯而出。

碑学派兴起的原因有三：

一是清代大兴文字狱，文人士大夫为了逃避杀身之祸，在学术上偏向考古，而当时六朝墓志也大量出土，使金石学得到了迅猛发展；

二是清代科举取仕，“馆阁体”书法流行，乌黑、方正、光亮的书体，形式单一，了无生气，因此物极必反，碑学派取代帖学派是大势所趋；

其三是阮元、包世臣、邓石如极力鼓吹碑学，从理论上为碑学派的发展推波助澜。碑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郑燮、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吴昌硕等。

行书的沿革——唐朝行书

行书的沿革-唐朝行书

唐代是书法繁荣发展的朝代。从行书说，宋《宣和书谱》列晋至宋五十八人，唐代即占二十八人，有些以楷书著名盖过行书的书家尚未计算在内。唐代以楷书闻名于世，但行书成就也极为可观。唐初四大家的行书都是很有成就的。到盛唐时的李邕，更以行书著称于世，并继李世民以行书入碑。以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世间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为天下第二行书。晚唐李白、杜牧、林藻、苏灵芝、释怀仁等等，都被《宣和书谱》入为行书家之列。

《祭侄文稿》局部

唐初书风受东晋书风的影响。唐太宗李世民视南朝书法为正宗，尊王羲之的书法。自陈、隋以来“二王”书法兼掩南北的局面，到了唐初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提倡，其影响更占主导地位。“二王” 都长行草书，而留存下来的书迹也多翰札。欧阳修在《题王献之法帖跋》中说：“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晴，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李世民身体力行学王字，虽然自称学得不佳，转学虞世南，但他以行书入碑，写了《温泉铭》和《晋祠铭》，开创了行书入碑的先例，这无形也是一种提倡。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才有怀仁集王字《圣教序》之举。故唐代初期的书风，不管个人风格有多少差异和创造，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在技法和神韵方面总不出“二王”书风的范畴。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天宝年间，颜真卿的出现才突破了唐初“二王”的书风影响，从篆、隶中吸取技法，运用到楷行书中，创造了浑厚雄强的书风，“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 （近人马宗霍语），成为唐代独立书风的代表。到了晚唐，书风虽然有所变化，但如柳公权等也都从颜体中变化而来。但是，唐代书法以楷书为最著名，留下碑刻墨迹也比较多。草书有张旭、怀素的狂草名扬于世。相对来说，行书成就显得薄弱，留存下来的行书名作也比较少。

欧阳询（公元557～641年），字信本，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唐初四大家之一，以楷书著名，书风险劲。行书墨迹有《卜商帖》、《张翰帖》、《梦奠帖》、《千字文》等。

《卜商帖》、《张翰帖》，纸本，疑为摹本。宋代米芾曾在《书史》中记载说，欧阳询写有历史故事十余帖，《卜商》、《张翰》可能是其中的两帖。《戏鸿堂帖》还刻有其它五帖。《卜商帖》（又称《卜商读书帖》）六行五十三字，《张翰帖》（又称《张翰思鲈帖》）十行九十八字（图57①、②）。

《卜商读书帖》，唐，欧阳询书，纸本，册页，纵25.7cm，横16.5cm，行楷书，6行53字。

《卜商帖》云：

卜商读书毕，见孔子。孔子问焉，何为于书？商曰：书之论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如参辰之错行。商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弗敢忘也。

《张翰帖》，纸本，纵25.1cm，横31.7cm，行书，11行98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翰帖》云：

张瀚，字季鹰，吴郡人。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之为江东步兵。后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纭，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怆然。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卜商帖》、《张翰帖》书法与欧阳询的楷书险峻是一致的。结体都处纵势，向右欹侧，结构险劲严谨，接近楷体，少于萦带，简笔处也都以楷行点画处理。入笔方劲，收笔时偶有停顿，转折方硬，极少圆转，重按轻提，很少藏锋，处处方笔露锋，间空多于字距，险奇胜其楷书。《张翰帖》稍有不同，结体虽然险劲，但不是字字严谨，连笔较多，偶有萦带，方中带圆，入笔处露锋重，重笔时笔画厚重，轻笔时线条遒劲。轻重变化明显，欧书特色鲜明。乾隆弘历评其行书云：“妙于取势，绰有余妍”。明代项穆评论说：“欧阳信本亦拟右军，易方为长，险劲瘦硬，崛起削成。若观行草，复太猛峭矣！”

全称《仲尼梦奠帖》，本帖无款印,纸本 25.5×33.6CM,七十八字，书法笔力苍劲古茂。

《梦奠帖》，纸本，墨迹，九行七十八字（图57③）。

帖云：

仲尼梦奠七十有二。周王九龄，俱不满百。彭祖资以导养，樊重任性，裁过盈数，终归冥灭。无有得停住者。未有生而不老，老而不死。形归丘墓，神还所受，痛毒辛酸，何可熟念。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必不差二。

《梦奠帖》墨色稍淡，笔致有《兰亭序》之余意，不似前两帖用笔那样方劲如同削铁，兼有清丽和险劲的韵致。元郭天锡评论说：“向背转折，浑得二王风气”。清王鸿绪说它“用笔直与《兰亭》相似”。虞世南的行书

虞世南（公元558～638年），字伯施，官至秘书监，故又称虞秘监。虞书以智永为师，上追“二王”，结体清远疏朗，运笔内含刚柔，清劲秀丽。虞世南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家。他对书学也有研究，留存《笔髓论》、《书旨述》两篇，论说精辟，是书论的名篇。行书作品存《汝南公主墓志铭》、《积时帖》，《淳化阁帖》中收有《左脚帖》、《临乐毅帖》、《大远帖》、《东顾帖》等，但真伪难辨。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传）纸本，行书 上海博物馆藏

《汝南公主墓志铭》，墨迹纸本（图58），明朝人疑为宋米芾所临。写时虞世南已七十九岁，有唐弘文馆印，现藏上海博物馆。

帖云：

大唐故汝南公主墓志铭并序。

公主讳字，陇西狄道人。

皇帝之第三女也。天潢疏润圆，折浮夜光之彩；若木分晖，秾华□朝阳之色。故能聪颖外发，闲明内暎。训范生知，尚观箴于女史；言容成则，犹习礼于公宫。至如怡色就养，佩帉晨省，敬爱兼极，左右无方。加以学殚，绨素艺兼鞶紩，令问芳猷，仪形闺阃。□年□月有诏，封汝南郡公主，锡重圭瑞，礼崇汤沐，车服徽章，事优前典。属九地绝维，四星潜曜，毁瘠载形。哀号过礼，茧纩不袭，盐酪无嗞（滋），灰亟移，陵莹浸远。虽容服外变，而沉忧内结，不胜孺慕之哀，遂成伤生之性，天道祐仁，奚其冥漠。以今贞观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

据米芾《书史》载，传世《汝南公主墓志铭》有数本。其中一本止于“十六日”，末行未写完，馀有空白纸，旁有小字注曰：“赫赫高门，在裴丞相家，是其铭”。现存帖无旁注，当属另一本。李东阳评此帖书法说：“笔势圆活，戈法尚存”。结体纵横交错，运笔飘逸而线条遒劲，入笔方整，收笔圆润，风姿清朗，可防粗俗之弊。

褚遂良的行书

褚遂良（公元596～658或659年），字登善，官至中书令，是唐初四大家之一。他初学唐初欧、虞，上追“二王”，唐人认为褚书“丰艳雕饰，甚得媚趣”。他的楷书吸取隶书的意趣，隶书形态留存过多，故雕饰味重，未能结合融化的自然。但到晚期就有很大变化，已脱去隶书形态，婉约富丽。他的行书，传有《枯树赋》，《淳化阁帖》还收有《谭府》、《山河》、《家侄》等，另外如《谭帖》也收有《得六月八日报》、《家侄》等帖，均有右军法度。

清 王铎 行书节临褚遂良家侄帖

《家侄帖》，在《淳化阁帖》、《谭帖》（丛帖）中均收有此帖，传为褚书，刻帖本，是经后人摹临的。两帖比较，《谭帖》镌刻较好，线条较遒劲。行距字数也有差别，《谭帖》为十二行一百十八字，《淳化阁帖》则十三行一百二十一字（图59）。

帖云：

家侄至，承法师道体安居，深以为慰耳。复闻久弃尘滓，与弥勒同龛，一食清斋，亦时禅诵，得果已来，将无退转也。奉别尔逾卅载，即日，遂良须鬓尽白，兼复近岁之间，婴兹草出燕雀之志，触绪生悲，且以即日蒙恩駈使，尽生报国，途路近止无由束带，西眺于足，悲因更深，因侄还州惨塞不次，孤子诸遂良顿首和南。

《家侄帖》

局部

局部

《家侄帖》书法，结体宽博，线条浑厚，点画浑朴挺俊，笔笔到家，极有法度，使转萦带，极其生动，近楷近草，纵势横势，大小结合。外拓取势，内擫取法，遒劲温婉，丰美富艳，气势恢宏。虽然法度来自“二王”，但结体取势，用笔起收，都更为丰腴遒劲。可惜由于多次摹写，有些连笔使转不大自然，临写时当特别注意，不可盲目模仿外形。

《枯树赋》有行书、楷书两种。行书以王世贞刻本最佳，《听雨轩》、《玉烟堂》、《戏鸿堂》、《邻苏园》等帖都有收入，无书人姓名，末署：“贞观四年十月八日为燕国公书”（图60）。帖云（局部）：

猿乃有拳曲拥肿，盘场反复，熊彪顾盼，鱼龙起伏，节竖山连，文横水蹙，匠石惊视，公输眩日，雕镌始就，剞劂仍加，平鳞铲甲，落角摧牙，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迁森梢，百顷槎枿，千年秦则，大夫受职，汉则⋯⋯。

此帖与前帖法度均属“二王”，萦带生动有姿，点画纷披，苍劲中不无秀媚清逸，结体变化也很丰富，故有人把它作为学习行书的上好范帖。但因刻帖许多地方已模糊，故要仔细寻找笔顺。

陆柬之的行书

陆柬之（公元585～638年），虞世南之甥，官至朝散大夫、太子司议郎。他的书法初学虞世南、欧阳询，后学“二王”。《书断》说：“工于仿效，劣于独断”。《书后品》称：“用笔则青出于蓝”。陆柬之作为唐初名书家，虽然缺乏独创性，但学虞书能青出于蓝，可见他的书法是有成就的。他的楷、行、草、隶诸体，都很精妙。现存作品有《五言兰亭诗》、《文赋》等。

《五言兰亭诗》，传世有墨迹本和刻帖两种，刻本有宋游似本，帖后有该氏题记云：“右唐司议郎陆柬之所书兰亭诗，高宗皇帝尝俯临之，似偶得真迹既刻之石，遂以附禊帖之后”。即所谓《兰亭八柱》之一。刻石在北京市中山公园内（图61）。

帖云：

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其一）。三春启群亦，寄畅在所因。仰眺望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屋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其二）。猗□二三子，莫匪齐所托。造真探玄根，涉世若过客。前识非所期，虚室是我宅。远想千载水，何必谢曩昔。相与无相与，形骸自税落（其三）。鉴明去尘垢，止则鄙若生。体之固未易，三觞解天刑。方寸无停主，矜伐将自平。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取乐在一朝，寄之齐千龄（其四）。合散固其常，修短定无始。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谁能无此慨，散之在推理。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其五）。

司议兰亭帖，天复二年九月三日卢家阿姑遗，其月廿九日夜记，年十五用吉。

此帖纯属“二王”法度，无论结体和笔法“无一笔不出右军，第少飘逸和畅之妙”（明项穆《书法雅言》）。如果写过《兰亭》、《圣教序》，临此帖就很容易了。反过来说，如果先临此帖，就掌握了王字的结体和用笔的特点，再去追王字更深一步的神韵，就会提高神韵格调。

《文赋》，传为陆柬之书，纸本，一百四十行，一千六百六十八字（图62，局部）。帖云：

文赋

余每观材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

传为陆柬之所书的《文赋》，与《五言兰亭诗》法度基本一致，均是“二王”之法，写法也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文赋》在行书中偶尔插进几字草书，这也是王书信札中常用的方法，但是对比太鲜明，显得不那么协调。

李邕的行书

李邕（公元678～747年），唐书法家。字泰和，祖籍江夏，故自称江夏李邕。李邕少即才学过人，官至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李邕书法取法“二王”，历来评论说他书法“得右军之气而失于体格”。米芾说他“体乏纤浓”。说明李邕书法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上，吸取北碑的意趣，形成符合其性格和审美趣味的特色，结体欹侧取横势，笔法强劲，线条奇崛，顿挫起伏，屈曲扭动，形神外露，骨力劲健，气韵豪爽，风格劲峭，令人有生涩之感。欧阳修评论他的书法说：“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名，自必有深处，及看之久，遂谓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如结交，其始也难，其合也必久。”可见对李邕书有个认识过程。许多名家晚年都学李邕书，如黄庭坚、苏轼、米芾、赵孟頫等，学李书以得其神韵骨力。凡学“二王”书法，到头来往往易柔媚，故如以李邕书骨力充之，则可以见雄健。他以行书入碑，有记载说他“碑版照四裔”，写过八百余通碑文，自宋以来有记载的约存五十余种。最著名的有《李思训碑》、《麓山寺碑》、《云麾将军李秀碑》等。

《云麾将军李秀碑》，即《云麾将军碑》，是李书碑中的代表作，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立于幽州。碑原在直隶良乡县，被裂作基础，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李荫等于县署中掘得六石，县令王惟俭携四石于大梁，遂佚。余二石在北京，各存十二行，每行五至十三字不等。翻刻本甚多。字迹漫漶，有宋拓全本。此碑书法颇得明清人赞赏，认为书法超过李书他碑。翁方纲《苏斋题跋》认为，“北海至此碑，则松高巨石，拔地倚天，而精神疑固，炯明万古。后来赵、董不过各得其一节耳。”顾观、李宗潮都认为《李思训碑》、《麓山寺碑》诸碑都在其下。顾观说：“其痛快中有含蓄浑融之妙也。”李宗潮说： “谛玩其笔法，倜傥沉雄，全从羲、献得神，开后来赵、董支派”（图63，局部）。此碑结体、用笔外拓，线条纤劲飞动，豪放中有雅致，强劲中有沉稳。

《麓山寺碑》，又名《岳麓寺碑》，碑已毁，在湖南岳麓书院。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九月十一日立，李邕文并书，江夏黄仙鹤刻。苏州博物馆藏有宋拓本。王文治认为，北海之书“惟《岳麓》、《云麾》最为烜嵘，如泰山卓立，觉训象巍然，宛在目前也”。《岳麓》书法比《云麾》沉稳内敛，结体平整而势欹侧，笔画凝重而气势雄强。何绍基说：“《云麾》颇嫌多轻捝处，惟此碑沉着劲粟，不以跌宕掩其朴气，最为可贵”（图64，局部）。此碑比《云麾》书法凝重内敛，线条较比厚重，运笔速度也较慢，很少有飞动的线条，连笔也比《云麾》少。临写时要注意这些特点。

颜真卿的行书

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字清臣。由于被封为鲁郡公和做过平原太守，故人称颜鲁公、颜平原。他是唐代继晋以后有突出成就的书法家之一。他不仅以楷书著称于世，行书的成就也很卓著。

在继承“二王”传统基础上有很大的突破，吸取隶、篆书的正面结构，中宫紧密、四肢开张的体势，采用篆书中锋藏锋的圆转笔法，浑厚圆劲，横轻竖重，蚕头燕尾，造成一种雄强遒劲的风格。他的行书和他的楷书写法基本一致。他的行书特色是，在结体俊秀的基础上，笔法圆劲，线条浑厚，常使中锋使转，线条纤劲流动，时使笔锋下沉，线条粗壮遒劲，提按转折迅捷，或细转粗，或粗转细，形成一种浑强挺秀的风格。他的行书代表作有《祭侄季明文稿》、《祭伯父文稿》和《争坐位帖》等。

《祭侄季明文稿》，简称《祭侄文稿》。墨迹本，二十五行，二百三十四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书（见附录四）。

帖云：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从父）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曰：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方凭积善），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闲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恐），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拥众不救），贼臣不（拥）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河东□）关。泉明（尔之）比者再陷常山，（提）携尔首榇，（亦自常山）及并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注：括号内为涂去字）

这是一篇祭文草稿。张晏曾说：“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念，真妙见于此也。”颜真卿此稿，就具有这种特点。它有一段悲愤的历史。颜真卿堂兄颜杲卿在反“安史之乱”中，经过迂回曲折，立下奇功，最终被害，死得英勇。本来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常山被史思明围困，如果太原太守王承业出兵，本可解常山之围，杲卿父子也许不会死。可是王承业是个奸臣，他曾冒虚报朝廷常山挫安、史叛军之功，杲卿父子知此事，活着就迟早会揭穿他，杲卿一死就死无对证，这就是文稿中所说：“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具体情节。更令人气愤的是，颜真卿从平原回陕西凤翔时，已向肃宗哭诉了从兄父子英勇牺牲的事迹，可是朝廷却听信张通幽的诬谗，怀疑杲卿的忠诚，未加追封，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元月杲卿死，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被降职到蒲州时才得到追封，三年不白之冤才得到平雪。颜真卿见到泉明从河北带回季明头骨，即“携尔首榇，及并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真实地写出真卿写此稿时的心情。我们了解到此帖的背景，就不难看出他书法的生动自然、心情激切、笔墨淋漓，是出于真情的流露。然而其结体严谨，运笔极具生意且精彩，中锋用笔，线条圆劲秀挺，章法布局自然生动，行草相错，秀拙互补，浓淡枯润变化，相互呼应，虚实大小相间，形成强烈的节奏韵味。元代陈深评论说：“纵笔豪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若篆籀，或若镌刻”。笔法圆转中杂以方折，姿态横生，气势雄奇，天真烂漫，神采飞动，令人动心骇目，有不可形容之妙，忠义之情和优美书法浑然天成，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在临写此帖时，当然要注意结体和笔法临写得像。但这很不容易，一是变化太丰富，极不易掌握；二是颜真卿特定的情感和他在笔墨的表现，一般人很难体会到。故临写时要求掌握它的结字用笔的规律，墨色变化的特点，如一笔写出三十多个字再蘸墨，由浓到枯淡等。同时要求认识他的艺术表现特色，如结构和线条的细致变化和奇巧。颜真卿的行书和“二王”的行书，不论结体和笔法上都显得很不一样，要区别他们不同的特色，才能学得好。

《祭伯父文稿》，亦称《祭伯父稿》，唐乾元元年十月书，原有墨迹本，曾由明代李日华、清代高士奇收藏，后不知去向。《忠义堂》、《甲秀堂帖》、《穰梨馆》皆有刻本，二十八行，除涂改后为三百八十九字（图65，局部）。

帖云：

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十月，庚子朔，廿一日庚申，第十三侄男、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饶州诸军事、饶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

此稿书法，结体严谨，用笔从容，线条雄劲锋利，墨色华润，极少枯笔，说明作者写此稿时情绪稳定，不似写《祭侄文稿》时那样心情激动，线条飞舞。故明代陈敬宗说，此稿书法“字字皆有规矩，不失常态”。

《争坐位帖》，亦称《与郭仆射书》，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颜真卿与郭仆射英义书，约六十四行，一千二百三十九字。传真迹有七纸，宋代时在安师文家，当是已有刻本，吴中复任永兴太守谓安氏刻石未尽草法，又摹刻。安氏分家时，真迹一分为二，后不复见。据米芾云，他曾临摹过，原迹补写处竖行下处空白有横写。刻本有关中本、北京本、戏鸿堂本、嘉善魏氏本（见附录三）。帖云：

十一月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谨（寓）奉书于右仆射、定襄郡王郭公阁下：盖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谓不朽。抑又闻之，端揆者，百僚之师长，诸侯王者，人臣之极地。今仆射挺不朽之功业，当人臣之极地，岂不以才为世出，功冠一时。挫思明跋扈之师，抗回纥无厌之请。故得身画凌烟之阁，名藏太室之廷，（不其感）吁足畏也。然美则美矣，然而终之始难，故曰：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可不儆惧乎！书曰：“尔唯弗矜，天下莫与汝争功；尔唯不伐，天下莫与汝争能。”以齐桓公之盛业，片言勤王，则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从古至今，（同“暨”，编者注）我高祖、太宗已来，未有行此而不理，废此而不乱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仆射指麾，宰相与两省、台省已下常参官，并为一行坐；鱼开府及仆射率诸军将为一行坐。若一时从权亦犹未可，何况积习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以父子之军，破犬羊凶逆之众，众情欣喜，恨不顶而戴之。是用有兴道之会，仆射又不悟前失，径率意而指麾，不顾班秩之高下，不论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悦军容为心，曾不顾百僚之侧目，亦何异清昼攫金之士哉，甚非谓也。君子爱人以礼，不（窃见）闻姑息，仆射得不深念之乎。真卿窃闻军容之为人，情修梵行，深入佛海，况乎收东京有殄贼之业，守陕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贵仰，岂独有分于仆射哉。加以利衰涂割，恬然于心，固不以一毁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能汩其志哉。且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长幼，故彝弃伦叙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以然，未尝参错。至如节度军将，各有本班，卿监有卿监之班，将军有将军之位，如鱼军容，阶虽开府，官即监门将军，朝廷纵是开府特进，并是勋官，用荫即有高卑，会宴合依伦叙，岂可裂，列位自有次叙，但以功绩既高，恩泽莫二。冠毁冕，反易彝伦，贵者为卑所凌，尊者为贱所逼，一至于此，出入王命，众人不敢为比，不可令居本位，须别（振古未闻）示有尊崇，只可于宰相、师保座南，横安一位，如御史台众尊，知杂事御史，别置一榻，使百僚共得瞻仰，不亦可乎！圣皇时，开府、高力士，承恩宣传，亦只如此横座，亦不闻别有礼数，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辅国倚承恩泽，径居左右仆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愿仆射与军容为直谅之友，不愿仆射为军容佞柔之友。又一昨，裴仆射误欲令左右丞勾当尚书，当时辄有酬对，仆射恃贵，张目见尤，介众之中，不欲显过。今者兴道之会，还尔遂非，再猲八座尚书，欲令便向下座。州县军城之礼，亦恐未然。朝廷公宴之宜，不应若此，今既若此，仆射意，只应以为尚书之与仆射，若州佐之与县令乎？若以尚书同于县令，则仆射见尚书令，得如上佐事刺史乎？益不然矣！今既三厅齐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书令与仆射同是二品，只校上下之阶，六曹尚书并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类，尚书之事仆射，礼数未敢有失，仆射之顾尚书，何乃欲同卑吏？又据宋书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隋及国家始升列作二品。高自标致，诚则尊崇，向下排挤，（无乃）伤甚，况再于公堂上猲咄尚伯，尝为令公初到，不欲纷披，仰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纪纲，须共存立，过尔隳坏，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电含怒，责彝伦之人，则仆射将何辞以对？

此稿书法，前五六行信笔而书，自然率意中不失规矩法度，时用笔锋，纤劲流动，时沉下去利用笔肚，线条浑朴，粗细变换极其自然，提按转折富有神态。以后各行，运笔更快，涂改也多，不计功拙，偶有粗重笔外，线条的粗细变化不如前几行，连笔也很随意巧妙。最后数行，潦草之处、疲劳之态跃然纸面。米芾评此稿书法为颜书第一，有篆籀之气。线条浑厚遒健，活泼流畅，点画飞扬，起收不露锋，结体规矩，连笔使转巧妙而有姿态，极具艺术性，格调厚重中又有灵巧，气势雄伟中带有逸气，纯朴典雅。如果是墨迹，定当更加生动。此稿篇幅偏长，文字较多，虽然涂改不少，但作为临摹还是很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