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既是宗教，也是庞大的文化体系，星月、八角星（Rub el Hizb， ربع الحزب）、斋月灯（Fanous， فانوس）与清真言（Shahada，الشهادة‎）等皆为常见的伊斯兰符码；其中星月符号更是家喻户晓的伊斯兰象征，既在国旗中飘扬，也挺立在清真寺的圆顶上。

土耳其国旗

阿塞拜疆国旗

新加坡苏丹回教堂圆顶上的新月标志，图源：Life Travel Adventure

然而纵观历史，星月符号虽发源于古代近东，但其真正进入伊斯兰符号体系却是相当晚近的事。这段星移月转既有帝国遗产因素，也少不了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推波助澜，而一切还得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说起。

从神明到王权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终于公元前539年的阿契美尼德征服（另一说为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许多当代文明的先声便是在这千年岁月中化育成形，例如罗马建筑中常见的圆顶（dome）与筒拱（barrel vault）、十二星座与一年12个月的太阴历、数学里的一元多次方程与勾股定理（a2+b2=c2），以及日后影响诸多文明的天文神祉图腾，而这便是星月符号的起源。

古巴比伦人计算勾股定理的泥板，图源：维基百科

在两河神话中，新月本是美索不达米亚月神＂辛＂（sin）的象征图腾，后随政权一统，各地的独立神祉逐渐被收编到庞大的神话体系中，月神＂辛＂于是摇身一变，成了太阳神＂乌图＂与金星之神＂伊南娜＂的父亲，原本孤立的新月标志也多了太阳与八角星相伴，成了日－月－星三合一的新符码，出现在各式泥板与生活用品上。

滚筒印章（cylinder seal）上的月神＂辛＂与新月，图源：维基百科

星－月－日三合一的符码，象征伊南娜、辛与乌图，图源：维基百科

自此，新月与星星算是走到了一起，只是旁边还有个太阳。然而经过希腊化时代、拜占庭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洗炼后，星日月的组合派生出了三种变化：原始的单独新月、日月符号与星月符号。其中新月逐渐与女人、阴性画上等号，故希腊化时代的月神阿尔忒弥斯－黛安娜便常戴有新月型头饰，偶尔饰以八角星。而这样的文化原型一路发展，渐为强化，本就吸收不少异教符码的基督教也没能抵抗这阵流行，在14到16世纪时出现了一波“新月圣母”造型潮（灵感基础为圣母与《启示录》第十二章“天启之女”的结合）。西方炼金术也衍伸出“日为男，月为女”的神秘学图像；无独有偶，塔罗牌中的“女祭司”也戴了新月的双头冠。

新月圣母之例－瓜达卢佩圣母（Our Lady of Guadalupe）

16世纪的占星术手稿

塔罗牌的女祭司（The High Priestess，有时又称女教皇La Papesse）形象

然而与新月不同的是，星月符号一开始虽也是女神的象征，但在历经帝国政治淘洗后，却逐渐与帝王产生了连结。例如公元一世纪的拜占庭硬币，其正面是女神阿尔忒弥斯，背面则是象征阿尔忒弥斯的星月符号；但到了公元二世纪的罗马帝国，女神便逐渐让位于皇帝，例如哈德良（Hadrianus）就发行了以自己为正面、星月符号为背面的硬币；公元五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喀瓦德一世（Kavadh I），也在硬币上的肖像旁加了星月符号。

公元一世纪的拜占庭硬币

罗马皇帝哈德良发行的硬币

喀瓦德一世发行的硬币

帝国崩解后，星月符号逐渐跳脱帝王垄断，成为各方势力的徽纹，出现在各种图章与军旗上，例如参与十字军东征的狮心王里查一世图章、圣殿骑士团印章，比比皆是；而在家族纹章方面，波兰贵族尤其爱用。封建与王国年代到来后，星月符号已完全脱去女神寓意，与王权、家族及军事挂勾在一起。而正是在这股脉络下，星月符码渗入了伊斯兰世界。

狮心王里查一世大印章，图源：W.C. Prime

13世纪的圣殿骑士团印章，图源：Cristian Chirita

波兰的Leliwa徽章，中为星月符号，图源：Franciszek Piekosiński

波兰Wasilewski家族徽章

星月与伊斯兰

如今的星月符号虽是著名的伊斯兰符码，但在早年却是攻打穆斯林的十字军爱用徽章。伊斯兰世界虽也在13世纪出现星月符号的军旗，但都只是零星个案，真正普及还是要等到奥斯曼帝国后。

14世纪的《鞑靼人历史图稿》，描绘耶尔穆克战役一景，举星月符号旗的即是萨拉逊人

据学者考证，奥斯曼帝国吸纳星月符号的来源大约有三：

一是十字军入侵伊斯兰世界后遗留的文化符码；二是奥斯曼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继承的拜占庭帝国遗产；三是源于内亚的突厥部落传统。其中土耳其历史学家往往较推崇第三点，以彰显当代土耳其继承了突厥人的千年传统。而国际学界普遍的共识仍偏向十字军与拜占庭的影响。

早年奥斯曼军队出征多用秃克（tug，源于中亚与蒙古部落的马尾旗帜），后才衍生出使用军旗的习惯，并常以阿里之剑（zulfiqar，又称佐勒菲卡尔剑）为标志；星月符号起初只用于海军军旗，历经穆斯塔法三世（1757-1774）、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1774-1789）和塞利姆三世（1789-1807）的改革后，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国徽，飘扬在军旗与国旗上。星月符号历经多年流转后，终于又成了帝国的象征，当年西方亦多以星月红旗作为奥斯曼的象征符码。

16世纪的奥斯曼秃克

17世纪奥斯曼军旗上的阿里之剑

17世纪的奥斯曼星月军旗与秃克

18世纪的奥斯曼星月军旗，又为“真主”的阿拉伯文书法体

巴尔干战争期间，奥斯曼军队执星月军旗，图源：法国国家图书馆

一战期间，德军在奥斯曼帝国庆祝圣诞节，背景中挂着奥斯曼帝国国旗与德意志帝国国旗

20世纪的德国巧克力盒，盒上绘有奥斯曼帝国图景，左上即是带有星月符号的国旗

诞生于1882年的奥斯曼帝国国徽，红星月旗象征奥斯曼帝国，绿新月旗象征哈里发，下方垂挂着奥斯曼五军章。在此之前，奥斯曼都以历任苏丹的花押（tughra，طغرا）作为国徽，1882年的国徽设计以欧洲王朝徽纹为基础，象征帝国的逐渐欧化

奥斯曼帝国虽于1923年崩解，但土耳其共和国却继承了帝国的星月红旗，并持续使用至今，许多自奥斯曼独立而出的国家也采用星月符号来设计国旗，例如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利比亚、突尼斯等。1960年代始，泛阿拉伯主义风起云涌，70年代后泛伊斯兰主义接续登场，在这两波政治运动下，星月符号首先被标举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出现在各大场合；泛伊斯兰主义登场时，星月符号往往都还来不及撤下，就再度成了运动的代表，本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星月符号因此成了伊斯兰的象征，持续至今。

符号的冲突与长旅

伊斯兰的星月符号始于两河流域的天文崇拜，中间经历了段女神信仰的过渡期，再转为帝国与皇帝的象征；帝国崩解后，星月符号在欧洲的各大家徽与军旗上流转，并逐渐为奥斯曼帝国所吸收，跃升国徽之位，更被中东各国继承，成了60、70年代政治运动的文化符码，因而与伊斯兰化为一体。

虽然当代穆斯林普遍将星月符号视做伊斯兰自古以来的象征，但某些伊斯兰学者与神学家对此却相当不以为然，例如詹姆斯·黑斯廷斯（James Hastings）便曾批评过这种穿凿附会的现象。不过星月符号从十字军之印移向穆斯林旗帜的过程，听上去虽难以置信，却绝非单一现象，同为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也吸纳了许多异教符码，才能建立起今日庞大的文化体系。一神教虽藉指认异端来建立正统，然所谓正统本身就是异端元素政治正确后的产物，这与其说是种讽刺的现实，不如说是一神教中普遍的历史现象。或许未来有一日，星月符号又会在剧烈的政治变动中，化育新的意涵，掀开历史的新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