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韩国是现在哪里

秦朝时期的韩国在现在的河南许昌一带，韩国是战国中的七雄之一，同赵国和魏国合称为三晋，在公元前375年韩国申不害进行变法，国力大增后数十年内没有受到侵害，但是最终在公元前230年被秦国所灭。

秦朝韩国位于现在什么地方

1、河南许昌

秦朝时期的韩国位于现在的河南许昌一带，属于先秦时期的诸侯国，是战国中的七雄之一，而且同赵国和魏国合称为三晋，另外韩国的国君是晋国韩武子的后代，存在了173年。

2、强盛时期

韩国在公元前375年之前处于其它6个国家的包围之中，导致国家发展空间小，一直以来不断的遭受六国的征伐，但是在韩昭侯在位后任用了申不害进行变法，使其国力大增。

3、秦国所灭

战国末期，韩国成为了齐国和秦国战争的缓冲地，到了公元前265年韩国受到了秦国的进攻，引起了长平之战，最后在230年被秦国所灭，并且成为了6国之中第一个被灭的国家。

韩国教授：在汉朝之前，中国一直归属韩国统治

韩国是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一个约十万平方公里的资本主义国家。韩国四面均临海，工业科技水平也排到了世界前端。这样一个具有财政实力的国家，却有一位韩国教授声称：“在中国汉朝之前中国一直归属韩国统治”，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韩国如此发声呢？

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我国爱国诗人屈原投江所制定的节日，韩国却抢先一步申遗了中国的端午节，还举办大型龙舟赛活动。对此网友们纷纷戏称：大概全宇宙都是韩国的吧。朝鲜和韩国人民具有强烈的人民主义在这种情绪的加持下，使得他们做出了一些错误的举动。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韩国与中国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按照韩国人所说，秦朝之前我国就一直被韩国所统治，但我国的历史课本上明明确确地写着，秦朝是由秦始皇统一天下，平定诸侯国而建。而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古韩国，何来秦朝由韩国统治一说？

可惜韩国的历史课本上却扭曲了这一事实，并且韩国人大放厥词，说根据中国古代的《山海经》的记载，古朝鲜应当是最先出现的国家。韩国人颠倒黑白，认为中国历史隐藏了韩国民族文化，扭曲了事实。

实际上，根据夏商历史来看，在商朝灭亡时，有个名叫“箕子”的纣王皇叔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王朝被覆灭，于是带着五千口人来到了今天的朝鲜半岛，在那里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箕子给这片岛取名为朝鲜，取商朝首都朝歌的首字，又因朝鲜半岛美丽鲜艳的日出景色，才合成了朝鲜这个名字。

箕子建立的朝鲜国家安稳地度过了千年，在刘邦和项羽抗衡的西汉年间，刘邦建立政权后，他的一位诸侯燕王带兵叛国逃窜到了朝鲜，随后将箕子朝鲜政权把持在自己手中。从这两段历史看，朝鲜最初的君主均为中国人，韩国却说中国由韩国建立，简直是在无中生有。

大家一定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起义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历史事件，而明太祖朱元璋对于那个时代的朝鲜国的建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朝时期，朝鲜国君主名叫李成桂，其实他是元朝大臣之子，曾经帮助过朝鲜君主巩固政权，战功显赫，被朝鲜君子重用。而李成桂也叛变了元朝，开始为朝鲜做事，李成桂阳奉阴违，他早已对政权有着极大的野心。

随后不久，李成桂便接到了朝鲜君主的命令，命李成桂率军攻打明朝。君主林林总总只为李成桂募集了三四万兵马，这不是明摆着让这些士兵们去送死吗？李成桂和下属们商量后，决定杀掉朝鲜君主身边的奸臣。于是李成桂率军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朝鲜王国覆灭。之后李成桂自立为王，逐渐掌握朝鲜大权。

李成桂深知自己是反动上位，生怕王位做得不够牢固，便投靠明朝，请求朱元璋庇佑。由李成桂统治的朝鲜王国，对外是对明朝俯首称臣的。

明朝与朝鲜关系甚佳，李成桂建立政权就立下了侍奉明朝的政策，甚至朝鲜的国号都是由朱元璋选定。

在李成桂建立政权后，虽然他极力清洗先王势力巩固政权，但难免有遗漏。李成桂投靠明朝后，对明朝十分感恩戴德，还把朝鲜的公主嫁到明朝。

而明朝也一直在袒护这个“小弟”，在朝鲜万历年战争之时，明朝率军援助朝鲜攻打日本，成功将日本人赶出朝鲜半岛。不得不说，李成桂的投靠还是很有眼光的，明朝建立期间，朝鲜一直俯首称臣，甚至被称为“小中华”。

韩国教授认为中国神话传说《山海经》中的人物曾在高丽壁画上出现，所以按照古老壁画来考察历史，中国应当是抄袭了朝鲜的神话故事，加以润色，改成了中国古神话。

但《山海经》是先秦创作出来的古籍，他不仅仅记载了中国古代的神话，还描述了许多民间的地理知识，中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描述地理的著作。况且其中内容均采自中国地势，植物，动物，医药等，从此看来这位教授的话是非常荒谬的。

因韩国在抢先申遗中国传统节日成功后，便四处寻找证据，希望把中国神话传说，炎帝，蚩尤等神话角色也列入韩国文化，甚至因孔子是箕子的后人，也要强行说孔子是韩国人。

对此各国媒体网友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日本媒体认为韩国每每与其他国家讨论传统文化习俗时会感到自卑，为自己国家薄弱的传统文化感到担忧，于是想尽办法要收录各个国家的文化。

中国网友认为，韩国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离不开中国的帮助。从商朝历史来看，箕子为中国古代后人，随后的朝鲜君主李成桂建立政权也要靠明太祖来稳固。韩国经济蓬勃发展，文化实力较弱，但不能因此“恩将仇报”，掠夺中国文化冠上自己的名字。

韩国对于本国文化软实力的自卑导致其过度宣扬韩国文化，甚至出现了抢夺别国文化的恶行。

在全球经济化的情形下，文化实力有助于提高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怪不得韩国会如此着急，剽窃了中国悠久的古文化。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我们需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摒弃糟粕，同时不断创新文化，因为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我们应当大力发展文化创新，使社会上涌现越来越多的智慧型创新人才，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总结正确的政治观念并传扬，培养人民素质。此外，我们还可以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文化，和各国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提高我国软文化实力。

漫话山西垣曲古铜史

垣曲县域内的中条山是我国第三大铜矿储量区，北面的铜矿峪，西北的篦子沟，西面的胡家峪，东面的的洛家河，东北的鼓钟山各个大矿小矿，富矿贫矿严严实实将垣曲县围了一个遍。从1952年国家地质勘探队对垣曲县的铜矿资源勘探以来，在篦子沟矿区，胡家峪的桐木沟一带，发现了多处古铜矿洞和大量的铜炉渣。在洛家河发现了40余处古铜矿洞，一处长120米、高30米的废矿石堆，面积为724平方米的废矿渣。上千年的堆积也分不清是那个年代的遗留。

垣曲县落家河铜矿床

关于中条山采铜的文字最早出现在战国时赵国史书的《世本》中：“黄帝采首山之銅，铸鼎於荊山之下”。这里的首山就是指中条山。《世本》中讲的采铜不仅是中条山采铜最早的记载，也是我国史料中所讲采铜最早的文字资料。不过黄帝是属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半神半人的人物，相距距战国年代相距甚远。讲他当时在中条山采铜证据实在不大可靠。先秦史料的山海经《山海经·中山经》所载诸山大致在今中条山一带,其中记载:矮山多赤铜,檀谷之山多赤铜,鼓瞪之山多赤铜。鼓瞪山是否为历山镇的鼓钟山还待考。

近些年国家的发掘考古过程中，绛县周家庄遗址出土了铜环、铜容器残片各1 件，陶寺遗址中出现的铜铃、铜齿轮形器各1 件，能确定了在陶寺文化中晚期（前2300 -前1900）也就是传说中的尧舜时期中条山地区已经有了铜器的开采和使用。在垣曲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目前尚未有铜器的出现，但在长直的口头遗址、龙王崖遗址，历山的河西遗址出土了一些冶炼铜渣，其上三处遗址为仰韶-龙山文化，七、八十年**古发掘时因当时条件所致，并无确切指出铜渣的冶炼年代，但是其下限年代为龙山时期是毫无疑问的。

夏商西周直至春秋末期垣曲一直为夷狄占据地区，夏时称安邑京畿之外的部落为称夷族，垣曲应属四夷中的一个部落。文献记载中没有垣曲铜方面的的记载。《墨子·耕柱》记道：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其地址不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夏县发掘的的东下冯遗址里面出土了铜箭镞，其铜资源盖出于中条山铜矿。

商时期，垣曲还是被夷狄部落占据，被商王朝称为“亘方”。据殷商甲骨文记载，亘方应是商王朝的主要王族成员。商汤的先祖为契，契的母亲为简狄，也是夷狄中的一支。商汤和垣曲的亘方部落绝对是有莫大的渊源，说商汤与亘方有紧密的血统关系也是极有可能的。至夏朝末，夏王桀没落，商汤兴起，商汤在垣曲上亳誓师，与各方国小部落结盟，带领了几千人，跨过横岭关，跑到安邑把夏桀给灭了。商汤灭夏后，迁都河南一带，因为垣曲的小山区容不下商王朝的领土扩张。商汤所占领的铜、盐资源交于关系甚为密切的亘方打理。亘方的夷狄呢，就地取材，本地开采铜矿，本地冶炼。垣曲山区乔、灌木遍地，为铜矿石的冶炼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燃料。冶炼成的铜块（商时称黄吕）或铜饼（商时称丁）再运输到商。铜资源就源源不断流入商占据的济、洛平原一带。

商朝在青铜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他们把青铜的技术运用的完美极致。在夏以前，中国先民对于铜的使用并不是很广泛，主要是冶铜技术的原始，提炼到的多为天然铜，也就是红铜。红铜质地软，不适宜制造大型器物。到了商代，合金铜技术的成熟，出现青铜，将铜的使用广泛运用于礼器、兵器、农具等方面，也就是青铜时期的鼎盛时期。

商代青铜原料除铜以外，主要原料还有锡，铜锡配比对于青铜铸造的工具有严格的方法：载有当时严格合理的“六齐”配比：“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种合金比例表明青铜是一种理想的合金材料，可以用来制作任何人们想要的东西：礼器、盛器、兵器、乐器、农具、工具以及装饰用物等。

到了商代中期，青铜技术的熟练和商族祭祀和兵器的大量用铜，商与亘方的矛盾慢慢尖锐起来。说白了也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商经常派亘方附近的雀、犬、戈等小方国攻打亘方，可是亘方部落占领区域关隘重重，在当时来讲实在是易守难攻。随着商中期造船业的成熟，商就直接从河南渑池渡过黄河攻打亘方。亘方于是就在古城南关建立城池以拒商军。当商王朝铜的需求量不能满足且不能战败亘方的时候，就向东向西寻找资源。也就是向东方的山东沿海地区寻找盐资源，向南方的湖南、湖北、江苏一带寻找铜和锡资源。

到了西周，唐叔虞建立了晋国，至晋献公时，国家强盛起来，向周围大肆扩张，先后伐灭耿(今山西河津市东南一带)霍（今山西霍州市一带），魏（今山西芮城县和陕西大荔县一带）等诸侯国。第二年（前660）派他的长子申生先后两次向垣曲境内的东山皋落氏进行了征讨。这里的东山皋落氏就是商时期称作的亘方部落。皋落氏这时实在抵抗不住日益强大的晋国，被迫沿着太行山系向东北向迁移去了。

对东山皋落氏的征讨，对于晋国的称霸意义重大，它不仅开启了向河南周朝王室的捷径，而且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铜资源。这对于晋**事上，无疑是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兵器库。当大家参观侯马博物馆时看到晋国墓葬出土的那些精美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应该想到这些铜的采炼出于垣曲的铜矿吧。

垣曲在商、西周期间冶炼遗迹很多，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毛家镇店头村南、西附近处就发现了两处商周时期的冶铜遗址。在古城南关商城遗址中也发现了多处冶炼炉渣，但作为青铜的制品却很少，只有数件容器和少量的小件及兵器，这和作为铜资源和冶炼输出的重要资源国的亘方和东山皋落氏实在是不相称的。在战国以前垣曲为什么很少出现青铜器呢？其实我们将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和亘方的生活习性做个大概了解就明白了。青铜器的主要成分除了铜，另一主要成分就是锡。中条山一带及附近山系锡矿贫乏，周时期晋国的锡料大多来自燕山、内蒙、辽西一带。垣曲的夷狄只能间接多次转手得到锡料。还有，商周时期华夏族铜的用途多用于祭祀和兵器，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国之大事 惟祀与戍”。咱们看看现在安阳和侯马出土的青铜器除了祭祀青铜器还是祭祀青铜器。那时候的华夏族除了打仗就是祭拜祖先。他们觉得居于山林中的夷狄更有点过了，除了打仗连祖先也不拜，这就是华夏族为什么小看夷狄族：他们是山里人，他们不知礼！咱们的亘方先祖其实也制作青铜器，南关的商城遗址也有很多青铜冶炼炉，不过出土器物实在不甚精美，比较上档次还是现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商亘鬲。这件商亘鬲高分档袋足，足光中空，我看也不是礼器，实用性太强了，估计是一件首领用的炊具。所以那，咱们夷狄先祖们很少给咱们留下像那些城里富豪们的大型祭祀青铜器。

商亘鬲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至三家分晋，进入战国时代，垣曲大部分境地是魏国的属地。魏国能在诸侯中占据强国之列，与占据的中条山铜资源有很大的关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李延祥教授在毛家镇店头村西300米处就发现了一个战国时期的古矿洞。2009年李延祥教授与我再次到洞里采取样品时，看到洞口已被高位区开采的铜矿石掩埋了。

魏武侯二年(前394)，城安邑、王垣。魏国因抵御秦国与韩国，在现在的王茅镇上亳村一带筑造了军事性城池。2003年移民工程取土时在上亳城址的北面发现了一个战国至东汉的平民墓区。里面出土了很多铜制品，其中两个战国青铜戈尤为引人注目：相隔两千多年，这两把青铜戈还熠熠闪光，用来削切东西利如当初。这就是比德国早了两千多年的青铜镀铬技术。像这种镀铬青铜器在垣曲发现还不少，2013年历山镇神后的商周墓地盗墓事件中缴获的青铜剑表面也是采用了这种技术，不过技术运用没有上亳的完美。

铜资源对一个国家的的实在是太重要了。在战国以前，铜作为先进的兵器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存亡。战国末期，铁器的出现逐渐代替了青铜兵器。随着国家的统一，铜作为流通货币的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直接把持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战国时，魏国占铜资源优势铸造钱币，垣曲本地铸造的就是圜钱垣字币。我国历代古钱币大多数是以铜合金形式铸造的，而这个垣字币成分就不同了，铜含量极纯，几乎是用纯铜铸造的。这种做法除了垣曲本地缺少锡资源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铜资源的丰富了吧？这实在是一种炫富的表现。

秦汉时期，政府对垣曲铜资源进行了大力的开发。秦汉前期，对于垣曲的采铜没有明确的记载。在胡家峪桐木沟的一个古铜矿洞中发现七行题记，还可辨别东汉灵帝光二年( 719 )的字样。在一个古铜矿洞深处发现了大量的汉代鼓腹陶罐和唐代的四系陶罐。这些陶罐应是汉唐时期采矿时用于浇水的容器。

古代采矿对于露天矿是用火爆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这种开采方法广泛运用于属于露天矿和浅矿，古称做做“草皮矿”或“鸡窝矿”。只要把表土或薄层岩层剥除，掘下数尺，即可得矿。在历山后面的鼓钟山上就有很多这样的矿，不知垣曲的先民是否用了这种方法还有待考。对于深矿的开采，像垣曲桐木沟深铜矿的开采，除了火爆法还有水浇法的综合运用。火爆后趁岩石炙热，泼冷水使岩石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破裂。桐木沟古矿洞中遗留的大量的陶罐作用就是运送水的容器。

自汉后，历代在垣曲设置开采冶炼机构，唐代铜的开采极为兴盛，唐宋时还在垣曲设立钱监，钱监就是政府监督钱币的铸造和流通的机构。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四年(419)在垣曲设有冶官。

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记到：倚亳川水出北山矿谷。这里的北山矿就指的是现在的铜矿峪。

唐时，初沿用隋五铢，轻小淆杂。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于是，唐政府整治铜钱的制作，大肆开采铜山。当时垣曲隶属绛州，作为产铜重地，此时采铜业极为兴盛。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唐纪肃宗乾元二年”注文记载:“唐世铸钱，大凡天下诸炉九十九，而绛州之炉三十。其余诸炉，或隔江岭，或没寇虏，故当时铸钱率倚绛州”。绛州地区占全国铜业冶炼量近三分之一，这实在是令人惊叹的比例。

宋代欧阳修在《相度铜利牒》中记载，经过他实地考察，发现“绛州、稷山、垣曲县三处皆有铜矿” 垣曲县有唐代“钱坊”。 这个钱坊就在现在铜矿峪。光绪版《垣曲县志》记载：倚亳川水出北山矿谷（今名铜矿峪）……垣曲县有钱坊，在县西北程子村，铜源监内自唐以来，旧曾鼓铸铜钱，当即此也。

说起五铢钱，不得不讲讲五铢钱的混乱。五铢铜钱是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东汉至隋都有铸造，重量形制大小不一。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字，故名五铢钱。五铢钱在中国铜钱史上跨越时间最长的铜钱，也是最为混乱的铜钱。在垣曲县出土的的五铢钱数量特别多，形制字体略微差异倒也罢了，竟然能有磨边钱，剪廓钱，榆荚钱。磨边钱就是把官制的铜五铢磨去些边沿，剪廓钱呢直接就把铜钱的轮廓减掉，榆荚钱更不得了，就剩下中间的孔了，又薄又小，风吹来，简直能像榆钱那样飘动飞扬起来了。可见唐王朝对铜币的整治到了势在必行的程度了。

宋代熙宁八年（1075），宋政府建垣曲县钱监，岁铸钱三十六万贯。这个制钱的地方就在原来古城的进贤坊。

从宋以后，垣曲铜矿渐渐衰败起来，清乾隆五年竟然将垣曲毛家镇的矿山封了起来。开始不得其解，后来阅览古代币制才得以结论主要有二：一、纸币的兴起，二、银两的使用。这里的纸币就是北宋出现在四川的 “交子”。这两种货币的兴起直接给用途单一的铜币来个迎头一击，导致采铜业也萎缩起来。

“明嘉靖六年（1527），遣官各省铸钱，采铜於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十取其三。铜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俱从之。既，又采绛、孟、垣曲、闻喜诸州县铜铅。”

清乾隆版垣曲县志记：铜矿在毛家湾。督理钱法，田六善疏曰：臣闻直隶、邢台內邱、沙河及河南之涉县一带，山西之绛县、曲沃、垣曲、夏县以及太行山西南一隅，皆有铜。臣不知凡几，但山內之物时有时无，宜任民采取。乾隆五年，奉文确查，以砂线微细水出为患，永行封闭。

这两段可看出明清时期货币市场银两的进注，还有民间的私采滥挖导致了金融秩序的混乱。第二段讲的是清代阳城籍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整顿金融秩序、理顺货币关系，阳城籍的户部侍郎田六善上书讲垣曲等地铜山私采乱挖，导致金融混乱。政府找了个理由直接就把垣曲的铜山给查封了。

民国，垣曲铜业还是一蹶不振，1907年，山西闻喜成立了滦川铜业公司，在篦子沟铜矿采矿炼铜，这哪能抵得住铜业的衰败，经营四年后就停办了。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化工业铜的大量使用，使得垣曲铜业大放异彩。1958年，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进驻，引来天南地北人，世人皆知垣曲县。

氧化铜矿石

述完垣曲古铜史，纵观垣曲的兴衰，除史前文化的繁荣与垣曲的山水养人有关，之后莫不与铜的兴衰相互相依：夏商周的遗址在全县疆内遍布，沿河的黄土地里古人的墓葬密集，那半丈高的空心砖展示着垣曲秦汉时的辉煌，斗拱砖室墓里的戏曲人像吟唱着垣曲宋金时的繁华，到了明清时反而冷落起来，犹如弃儿一般。遇到战事，才又想到了垣曲的要冲之地。这般也好，倒也留下了垣曲现在这样山清水秀的宝地来。（李心海 姚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