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使然，作《定风波》的这年正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此刻的他心如止水，再也没有像当年初次听到被贬消息时的愤懑不平了，如今他六十有余，修行也大有增长，诗风愈来愈豁达明朗，批判中带着迎接光明的生机，让人看了十分欢喜。

也许，你会觉得，乌台诗案使苏轼成长了，磨练了他的意志，稳定了他的诗风。不论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以结果去判定作者遭遇过的事都为好或者都为坏。你见到这时更加豁达的苏轼，却没见过那个敢作敢当的苏轼。那是正值王安石变法之际，苏轼勇敢站出来反对，发表己见，不畏权贵。苏轼因年轻时文思敏捷，创作过大量诗文、词藻，在文学、政治领域有一定声望，延至了王安石变法。凡是变法，必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王派利益受损，心有怨言，通过搜集苏轼的诗文，证明王安石有不忠执念，皇帝大怒，将其贬入黄州。这是苏轼第一次遭遇贬谪，被贬的理由也冠冕堂皇，我猜那时的苏轼一定愤愤不平。被贬后的苏轼安心在黄州治理，只是对于写诗有了芥蒂，倒不是不再提笔，而是很少提笔，提了又放下，再提笔时，字字斟酌、推敲，恐怕居心叵测的人再捡了漏告上一状，现实的艰苦并不代表苏轼不再豁达，他反而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世间种种，或好或坏，他都不为所动。

可苏轼的前期写作就十分成功，如果没有乌台诗案，我相信苏轼将会发展得更好，这是无意的。苏轼看问题的角度很全面，诗风也很难模仿，总有一种大将风采，让人感觉到王者归来之气魄。他的作品已经让他进入到更多人的眼中，乌台诗案的时间正是苏轼发展自己人脉圈的关键时刻，苏轼需要认识的人不只有诗人同行，还需要处理好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这些才能使苏轼的实力强大起来。而苏轼恰恰在按照这个方向行走，王安石变法彻底打乱了苏轼的计划。如果没有变法，苏轼就不会对新政提意见，遭到小人算计，也就没有之后的贬谪了。如果这些没不复存在，苏轼凭借一身才气与努力，一定会在官场上去的一个高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