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在清代做了京官，先要从值班抓起，由此才能得到升迁。

在清代做京官上班待遇低，薪水也不高，但作为大清的中央衙署，因此上班的日程表也非常严格。据《春明梦录》记载，在京各衙门值日的制度是因八旗而定，以八天为一个循环周期，各衙门都有一定顺序，一般由职能相近或业务关联的三个衙门一同当班，依此循环。以晚清的总理衙门为例，凡是该衙门值班，所有奏折就在这一天呈递，尚书、侍郎等堂官也在这一天递绿头牌请安，皇帝要召见就把绿头牌留下，如果不留牌，表示不召见。这是正班。如果有要事，不等轮值日期，通常要加班，递牌、递折的办法与正班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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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遇上节令、庆典及特别事故，则推迟当班一天，事先传旨某日推班，第二天仍按原班次序轮换。各部司官遇值日有紧要公事、稿件，堂官要带上司官引见，时间都是在当天丑、寅（1——5）之间。

下班叫散班，时间因白天长短 而不同，冬天在次日黎明以前，夏天在日出之前。如果皇帝谒陵、巡查，仍照常值班奏事。在路上行走，则改辰时（7——9时）办事，一到行宫，仍在丑正时（1——3）递牌。

按照惯例，一个进士到某个部当差，要学习几年，如吏部学习三年，学习期内，当差最多的就是“当月”即值夜班。满汉各一人，满人早晨起来到内阁送题本，多不值夜班，汉员则在衙门里住宿监用印。所住的地方叫“当月处”。一般只有两间屋子，外边一间是用印的地方，设有公案，，里间有两炕，一个印柜。屋子十分狭窄，每天下午接班，晚餐全是一碗两碟，次日早晨有一套。直到次日下午有人接班才出衙门。最难过的是夜间，偌大衙门，只有一人，这种差事只有得到迁升才算熬出头，值得一提的是，晚清重臣曾国藩早年就因值班勤恳，深得上级赏识，由此得到仕途升迁。

总理衙门

衙门开门上班有讲究，梆鼓声中，开启全新一天，梆鼓声相当今天的“刷脸”、“打卡”。

清代沿袭以前做法，各衙署均已梆鼓声作为作息时间。《公门要略》的书中记载最为明确，如何围绕“梆鼓声”安排日常起居的事例。据说“梆点”打多少也是有寓意的。雅恩官吏要“以长官为中心”，当好自己的班。黎明日出，内衙宅门即州县官休憩的地方要传头梆，打点七下，寓意是“为君难为臣不易”。头梆是衙门准备上班的信号，这时前衙守大门的衙役要请内衙用转筒将大门钥匙递出来，打开大门，书吏衙役到衙门报到，听后点名，俗称“应卯”。到了早晨掌印的主官起床，内衙要打第二梆，打点五下，寓意是“臣事君以忠”，书吏们此时要点卯上班，并将当天长官要处理的各种文件送到签押房，同时将前一天长官签发的公文分派给各房去办。值日的书吏要将自己的姓名及接办稿件填写在号簿上以备核查。内衙传第三梆时，打点三下，寓意是“清慎勤”，这时长官走出内衙，书吏、衙役肃立两旁，长官进入签押房，一天工作正式开始，堪称大清朝的“刷脸”报道制度。

清代官员蜡像

清代各级官员上班队形竟然用禽兽等动作比喻，讽刺辛辣程度可见一斑。

衙门官吏上班之时，也要举行仪式，这是自东晋就流传下来的。当大学问家俞樾讲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一个叫做支道林的去江东拜见友人，回来的时候，有人问他看到了什么。他回答说：“见一群白项乌，但闻唤哑哑声。”俞樾说，这就是所谓的“唱喏”。这种官场开场办公场景一直延续到了到了清朝，京官在本衙门时也采用传呼开道，而外放官员则又是另一番锣鼓喧嚣的景象。

清代官员

《清稗类钞》记载了大量清代衙门的生动有趣场景，由于痛恨官场衙门办公的人，将其分段编戏把这些人形容为动物形态：一是乌合，二是蝇聚，三是鹊躁，四是鹄立。这里说的是县丞、主簿、训导、教谕、典史、巡检等官员，都是属于八九品的芝麻小官。由于，三教九流出身不同，因此如同乌合之众，在天亮前像蚊蝇一样聚到县衙立吵吵闹闹，又如同雅雀叽叽喳喳，随着主官来到堂上梆发炮响，这些人才纷纷像“鹄立”一样站好，“小站班儿”也因此得来。

衙门

第五个场景就是鹤警，六是凫趋，七是鱼贯，八是鹭伏。第二次敲梆后，堂鼓一阵紧急响起，官吏们像鹤一样受了惊吓抖擞翅膀，然后又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一会又像水中鱼首尾相接，看见县太爷，赶忙行大礼，因而又像“鹭伏”此后又不断出现“蛙坐”、“猿献”、“鸭听”、“狐疑”，为显示恭敬县太爷，大家不能挺直腰板，必须像蛤蟆一样，把身子向前倾斜，随后的献茶更要随时保持躬身起立，因此又被形容很像长猿.在县太爷发表训话后，像鸭子听雷，茫茫然不知所以，所以又称狐疑。

清代衙役与外国人

将禽兽的惯用动作用在清代衙门胥吏，讽刺效果非同一般，在某种程度上却也道出了当时清代衙门的生动场景。县太爷之所以能够得到胥吏如此服侍，与清代的衙门财政制度分不开，因为县太爷要自筹工资给他们，这些胥吏大都是“编外人员”，都属于县太爷自己花钱雇来的“临时工”，在清代养廉银改革之前，一个县令，“支俸三百两，一家一日，粗粮安饱，兼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饥不食乎？”《东华录》

薪水少得可怜的低层衙役靠什么维持收入？各有通天本领

这些官员俸禄连自己都养不活，靠什么养一大帮衙役呢？唯一的就是靠所谓陋规的大量灰色收入。这些编外衙役都是靠着关系才能为县令效命。他们的报酬叫“工食”，年收入大约只有6两左右，根本维持不了生活，但是近水楼台，通过盘剥百姓，有的衙役更是利用官场资源充当各类行业保护伞从中渔利，日子过得相当富裕。他们下乡执行公务时，非常蛮横，势如猛虎，往往在裁决案件时因谁家出钱多，谁家就能赢。

师爷蜡像

大清著名的师爷出身的汪辉祖曾说这些编外衙役的凶残让他“目击而心伤之”，为此他做师爷时经常建议不要轻易签派衙役出官差，做了县令后更是对此谨慎小心。有位知县曾经说：衙役也有家庭负担，他们的工钱根本不能养家，但是为什么又甘心情愿甚至是能忍受县太爷打鞭子辱骂呢？原因就是“皆以利来”。

他们眼里只怕县令一个人，到百姓中间他们就会变本加厉作威作福，此外，县太爷身边的“跟班”，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甚至把持一方。有的县令被他们利用的团团转。在清代县令一级的去某地做官，也可以带20名跟班儿，当时也叫“长随”，这些人大多掌握着官员的全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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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门吏，“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说的就是他们，如不给好处，则断难进门。有仓管员，有负责值勤的“值堂”，负责通讯的“书启”，掌管印信的“用印”，负责税收的“钱漕”，以及“管监”、“管厨”、“管号”等等职称，让人目不暇接。在众多的编外人员里师爷在当时的位置特殊而重要。早在乾隆时期，有人就总结说：“现在的吏治，无非是三种人在做，官员徒有虚名，三种人就是幕宾、书吏、长随”，汪辉祖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官之为治，必不能离此三种人，而此三种人者，邪正相错。”他还说，到了乾隆中期，单是幕友这一些人，要寻找几个正派的，十个人中已经找不到四五个人了。其中师爷也分多个岗位，最厉害的要属刑名师爷，可以说是掌握着生死大权，其次是钱谷师爷，掌握着财政大权，不仅地位高，他们的报酬也最高，一年的收入，是书禀、号件、征比等师爷的好几倍。

胥吏

乾隆早年的刑名师爷薪俸260两，钱谷师爷220两，到乾隆后期有的已高达800两。此后各级衙门师爷工钱直线上升，逐渐达到2000两之多，然而这些师爷大部分都是为虎作伥，出馊主意坏点子想方设法鱼肉百姓，而这些官员大多将其视为拐杖，一刻不能离开。这也说明为何百姓对衙门人员如此反感，以至于将他们用各种动物的姿态去形容他们的丑面孔，也便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