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为什么叫陪都

重庆叫陪都的原因是：重庆在抗战时期和解放前，拥有着双都的称号，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在当时行使着首都的功能带领全国人民抗战，同时还表明了一种战争胜利的决心。

重庆

重庆地处于中国的内陆西南部，处于长江上游的地区，是一个集经济、金融、科创、航运和商贸物流中心的城市。

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许多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和饮食文化，其中火锅、吊脚楼等文化影响深远。

重庆还是我国十分重要的中药材产地之一，有大面积的野生药材，还有许多人工种植的药材，是著名的黄连之乡。

1997年，中央为何要将重庆与四川“分家”？事实证明***很高明

1997年的国内发生了两件改变历史的大事，其一是在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其次便是在此之前的3月14日，重庆被重新划分为直辖市，这也是重庆历史上第三次成为直辖市。

从此之后，重庆的地位没有再变过，一直作为直辖市屹立于我国的西南腹地，也是我国四个直辖市中，除首都北京外，唯一一个不沿海的内陆城市。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

重庆的特殊也不止于此，与其他三个直辖市相比较而来，重庆是它们三家面积总量之和两倍还多，人口更居四大直辖市首位。2021年重庆GDP高达2.79万亿元，全国排名第五。

可在数十年前，重庆还是一个鲜有问津的山城雾都，它又是如何从四川省剥离出来的，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强大的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1937年之前，重庆虽然有些名气，但也只限于西南地区，作为四川省的一部分，它也并没有能够像省会成都一样，得到太多的经济资源。

更何况重庆是一个山城，地形的复杂也使得这座城市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被大家所看好。

重庆

直到1937年，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进行，***又在军事斗争方面节节败退。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抗日战争会是一场较为持久的斗争。

为了长期抗日，适应战局，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正式一跃成为抗战时期的临时“首都”，而此时的重庆还在四川省的管辖之中。

随着***军政人员和大批社会各界人员的涌入，山城重庆似乎是被唤醒了一般。

公路交通一条条被修建了起来，再加上宜昌大撤退，大批军工企业转移重庆，一夜之间，山城重庆似乎是要崛起了。

可既然重庆已然发展了起来，如果还只是作为四川省所管辖的一个普通地区，那么势必会限制它的发展，更有损国民政府的威严。

于是乎重庆很快被***政府再次破格提升为中央院辖市，即我们所谓的直辖市，并且逐渐扩大了重庆市的管理范围。

重庆在此时不止进入了全国人民的视线，更进入了全世界人民的视线。1940年9月6日，随着中日战事的胶着，国民政府又再次发布政令，将重庆的定为中华民国的陪都。

这下，无论是经济实力上还是政治影响力上，重庆都排在了全国的前列。

即便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却依旧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重庆作为中华民国的永久陪都。

同时在这一年，国共两党在这里进行了数十日的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

重庆在这些年见证了中国太多的风雨，为自身增添了不少历史的印记，可它的命运和使命还远不止于此。

新中国成立前夕，重庆的政治地位早已淡化许多了。

然而在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后，又将其划入西南大区管辖，并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是西南大区代管的中央直辖市。

一直到1954年，全国撤销各大区，这才取消了重庆直辖市的身份，并再次与四川省合并，降为副省级市。

虽然中央取消了重庆直辖市的身份，可却也没有遗忘重庆，并根据当时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扩大重庆的面积。

不仅将贵州的17个乡划给了重庆，还在远离重庆市区的地方，设立新的大区，这无不表明着重庆将会再次崛起。

中央之所以这么看重重庆，不单单是它厚重的历史底蕴，更是由于重庆地理位置的优越。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地处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资源富集区的要冲之地，有着承东启西，左传右递的枢纽作用。

如果重庆将来能够发展起来，势必能够带动周遭城市的经济发展。只是当时的四川省却也并非只有重庆一个潜力股，还有一个省会城市成都稳稳地压在它的头上。

而四川省的大多数资源和经济也都会被优先注入省会成都，重庆反而处处受制，这无疑是很难促进重庆的发展的。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四川省政府其实也是颇为头疼，资源是有限的，城市的发展又是必须的。

更何况，除重庆，成都以外，还有其他城市也需要发展。僧多肉少，便只能优先省会的发展。

再加上重庆山城地势的复杂与交通的不便，也使得许多想要来这里投资建厂的企业家望而生畏。

他们也反而更愿意把资金和技术注入到省会城市成都之中，毕竟，当时成都的政治地位要远胜于重庆。

此时的重庆，仿佛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在其他城市利用国内相对稳定的环境迎头发展之时，它却变得举步维艰，慢慢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之中，逐渐沦落为二、三线城市。

可人生中的机遇总是会有的，也许它一时难以显现，但只要我们自身不断地努力奋进，命运总会垂怜我们的。有时只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慢慢等待。

重庆果然在它命运坎坷的路上，碰到了更大的机遇——三峡水利工程。以至于在当时甚至有坊间传闻重庆辖不辖，关键看三峡。

三峡水利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工程量最大，耗费时间最长的工程，同时也是整个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水电站。

由此可见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之复杂艰难，更何况其中会牵扯诸多问题。

而在三峡水利工程筹建的过程之中，最为紧要，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便是制定移民安置计划和做好安置移民试点工作。

可三峡水利工程所涉及的受淹地区和受淹百姓也不是一万两万，而是足有113万之巨。虽然我们的国土面积在全球也排在前三之列，安置一百多万的群众居住仿佛不是什么难事。

可人口迁移所涉及的并不单单只是简单的人员流动，地区的选择，人员的安置，无论哪一个都是必须妥当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仿佛天生就有一种对故土难以割舍的情怀，对于自己长期居住的地方，都有着莫大深厚的感情。

只凭一张调令，就要将上百万人从一片故土调离到一个陌生的地区，是很难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又极其容易引发民怨。

三峡水利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在向***同志汇报有关三峡工程的工作内容时，提出或可以成立专门的三峡行政区。

依托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的建设，并同时做好受淹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

**同志的设想是涵盖了当时的重庆地区，因为重庆这些年虽然发展迟缓，可却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人才支持。

如果将重庆与四川分离出来，并入三峡之中。不仅可以解决当时四川的经济发展失衡问题，又可以借以带动未来三峡行政区的经济。

只是在后来事关三峡的看法上，中央的意见产生了不一。虽然在1985年成立了三峡筹备组，并将多处划分到了三峡的管辖范围，可是这个范围之中，却没有了重庆。

而是将四川和湖北的几个区域划分在一起，重新成立一个新的省份——三峡省，定省会于湖北宜昌。可在后来的调研之中，中央也发现了三峡的先天不足。

它的地域面积实在是太过狭小，仅只有八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更为稀少，位列全国第二十四位，未来的工农业产值也仅仅只能越过贵州和**。

而且新省会的成立，势必要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省级机构，增加公务员编制，产生一系列不必要的费用支出。

更何况从种种数据上来看，设想中的三峡省无疑会是中国一个又小又穷的新省。既不能承担起一个省份应有的政治经济任务，更没有足够强大的城市可以辐射省份四周的其他城市。

又恰逢在1985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许多学者对三峡工程的建设也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

认为三峡工程的建设势必会造成水库的地质灾害和其他地区水质的恶化，这些反对意见使得三峡工程的前途未卜。

三峡省本就是为了三峡工程而服务的，若三峡工程都不能如期开展，三峡省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可是如果不设立三峡省，被淹区域的百万群众应该去哪里转移？哪里又能一下子承接113万的群众，并且不会带来太多的不利影响。

**这时猛然想起自己在向***同志汇报关于三峡工程时，***同志的一个大胆设想。

“可以考虑把四川省分为两个省，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同志的这一大胆设想，为以后重庆建立直辖市起到了绝无仅有的指导作用。

1985年11月9日，**同志在考察三峡工程之时，对陪同的四川省主要领导人，提议道：

“为了发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中心城市的作用，为统一规划管理三峡移民，可考虑设立重庆直辖市，你们回去以后开始考虑研究。”

返回四川后，四川省的主要领导人员通过研究调查，将重庆、万县、涪陵等几个地区的地理、资源、经济等情况做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并做出了有关重庆与四川分家的两套方案，呈报给了中央。

对于四川省呈交的两套方案，中央内部也陷入了激烈的讨论之中。如果将太多的县域划给重庆，那么重庆也很难发挥其作用，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牵引。

此外，如果重庆直管范围太大，会不会鞭长莫及，削弱上级领导？这都是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在经过中央数十日的研讨之下，最终还是确立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想法。

1965年，***视察重庆

对于划分过去的县市先不改变大的体制，保持稳定，对于直辖阻力最大的地市一级，也可先保留地市，改制逐渐到位。

将重庆与四川分离出来，并建立直辖市的想法，四川省的主要领导人员大多也都是赞成的。

因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之前四川省面积过于庞大，人员机构过于复杂的面貌，也可以更加地合理分配四川的整体资源，带动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而分割出去的重庆不仅不会再受到资源分配方面的牵制，还可以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得以发展，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担负起三峡淹区群众的转移。

这对四川和重庆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双赢的局面。113万的淹区群众将转移到距离他们较近的重庆。同时为了增强迁移的民众的归属感，中央又将三峡库区划分到重庆市的管辖之中。

重庆市

新人口和新地区的注入势必会为重庆增添一股新的活力，重庆的人口也将猛数增长到3042万人，占地面积达到了8.24万平方公里。

要知道，同时期的四川人口仅有8429万人，占地面积也不过48.6万平方公里。于是在1996年8月，**中央、国务院决定将重庆建设为直辖市。

并在一系列的准备下，最终在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2400多名人大代表投下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赞成票，审议最终通过了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

至此，重庆再一次地与四川省分离，第三次成为中央直属的地区。

重庆直辖市的建立决不单单只是为了三峡工程的安置问题，也是为了使得重庆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带动川东地区，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

再次成为直辖市的重庆，也果然没有让中央和地方失望，一下子便赶超了曾经力压它许久的四川省会成都，经济实力更是周遭城市难以匹敌的。

当许多地区还在面临用工难的问题之时，重庆却凭借自身人口的聚集和三峡迁移而来的百万人口，大幅度地降低了企业用工的问题。相对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为重庆的发展增添了不少动力。

而且成为直辖市的重庆，在政治地位上也有了更高的提升。作为全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唯一一个身居西南地区的直辖市。

许多企业慕名而来，力图能够早日在重庆生根发芽。如此一来，重庆不仅有了人口动力的支撑，更具备诸多企业的牵引，经济增长不断攀升。

重庆也在自身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同时，大力帮扶其他地区，带动了周遭地区的经济发展。

而四川省也极大地缓解了自己内部的人口压力，资源分配上也可以更好地把控了。这对四川和重庆来说，无疑是双赢的局面。

为什么“不知名”的重庆成为抗战时期的陪都，而不是成都？

抗战之前，很少有人会想到重庆会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

因为历史上重庆真的太没有名气了。

如今我们能够想到历史上重庆发生的重要事件，也许就是南宋年间的钓鱼城之战。

公元1248，蒙古帝国发动第二次南侵。经过数年的艰苦拉锯战，在重庆合川的钓鱼城之战中，南宋军民击毙了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

使得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在第二次代宋战争中遭遇“滑铁卢”。

这也是重庆在历史上少有的出彩。

自古以来，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莫过于成都。

但为什么抗战时期，选择重庆作为陪都，而不是成都呢？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日军兵锋直指鄂西的宜昌。

这时，国民政府刚刚定陪都于重庆。武汉的陷落导致大量的军工企业、设备、人员都集聚于长江边的宜昌这座小城，等待转运重庆。

当时，要紧急抢运的有3万多人员，100多万吨的军工设施设备，这些都是当时中国抗战的精华。这里面大部分是淞沪抗战时从上海抢运出来的，一部分是武汉等地的军工设施。

这里可是集中了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基础家当。能否支持日后长久抗战，就取决于能否将这些设施与人员按时运输到大后方。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这时，就成就了一位民族英雄——卢作孚。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万万不可忘记的人”。

按通常的估计，这些物资至少运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而此时长江边的宜昌港，堆积如山的物资，嘈杂拥挤的人群，现场是一片紧张恐慌。

形势已到了万分紧迫的关头。

但是因为卢作孚，历史在这里改变了。

他早年成功创办了民生公司，运用科学管理体制，使得民生公司在长江航运竞争中，打破了外资企业的垄断，成为长江中上游最大的航运公司。

卢作孚的民生公司

在最艰难时刻，卢作孚临危受命出任交通次长。他有条不紊地制定了四十天撤离计划。他在港口向大众承诺，在四十天内一定保证把人员物资都运送完毕。

此举，顿时稳定了渡口混乱的人心。

随后，卢作孚用公司的24艘轮船，又动员了一切可动用的船舶，包括征集850余只柏木船。还从上海及各地又紧急招募3000多技术工人。

那段时间，卢作孚几乎都是通宵达旦的工作，设计了一套流水式的装卸运输流程。

近代重庆的航运

当时，还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长江秋季的枯水期。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创造出枯水期间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

这种航行保证了枯水期间长江上游的正常运输和航行。这是中国航运史上的一大创造。

为了争取时间，每只轮船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就已揭开，窗门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已经举起；两岸码头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经靠近驳船等待着进港的轮船。

一部分马力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运装外，还得拖带一只驳船。轮船抛了锚，把驳船拖到轮船边，又开始紧张地装货了。

这样高强度流水式的作业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

卢作孚的三段式航行法

卢作孚及民生公司的所有人员，不顾日机狂轰滥炸，昼夜兼程抢运，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后方。

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刻，民生公司在抢运物资和人员的战斗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总共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

卢作孚可谓是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刻，只手擎天挽回危局。

当然，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说卢作孚，而是通过这件事，看到重庆为何成为战时首都？

为什么重庆能够出现卢作孚这样的著名企业家？还有那么多港口调度、装卸技术人员，能够完成这一项壮举。要知道在当时这样的优秀企业是不多的，在当时放眼全国来说，也就只有上海招商轮船局可以与之相类。

这与重庆在近代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侧面也回答了重庆为什么能够作为战时首都的能力。

作为陪都，必须具备一定的近代经济基础。

重庆在抗日战争的之前，其实是很名不见经传的。谁也想不到这里会成为八年抗战的中心所在。

老重庆

但是奥妙在于，重庆在19世纪末期的赶上了近代化的班车。

1890年，重庆就被设为商埠，因为内部河流众多，成为西南对外交通的窗口所在地。

1895年甲午战争后，重庆又成为内陆第一批对外的通商口岸。

通过清末、民国前期三十多年的工商业发展，重庆经济快速蜕变。

像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就是重庆发展的一个缩影。

民生公司在1920年代以一条小火轮创始，通过科学的管理与良好的运营，到1950年已拥有客货轮船140多艘，独资或合资创建了70多个岸属企业和附属设施。公司总资产达到8.437亿。被称为“中国船王”的美誉。

1926年，刘湘主政四川时期，又建立了重庆大学等著名高校。重庆也相继涌现出一批新兴的近代化企业，如著名的鹿蒿玻璃厂、天府煤矿公司、烛川电灯公司，以及西南最大的自来水、发电厂、水泥厂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因此，重庆的近代化基础相对较好，所以民生公司不仅在重庆，而且周边沿江的万县、奉节、宜昌等数十个地区都设有港口及仓储运输地。

重庆的经济、教育、工商业、港口、商务设施也相对比较完善。已经超过成都成为西南地区经济、贸易的中心。

所以象宜昌大撤退时那么多的人员与战时物资，还有一同转移的各类学校、军事机构、金融机构、各国使馆等，没有足够的承接力是不可想象的。

这需要具备港口、装卸、仓储、公路、桥梁、技术人员等近代化物流的配套，一般的农业型城市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在抗战时期，中国的主要军工业70%都集中在了重庆，光生产车床就达到了6140台。从这里生产出来的**物资又从水路源源不断地发往各大战区。

定陪都之路

其实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国府就曾考虑将西安作为临时办公地。但是当时西安不通铁路，水运也不发达。

尤其是距离迟早将陷落的华北平原太近，古潼关很难再作为天险来防守日军攻击。

国府只能放弃西安方案。

1935年，国府开始考虑四川作为大后方，为此，蒋特意在重庆待了三月之久，并与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刘湘进行了多次密会。

同时蒋在重庆做了仔细考察，足迹遍布重庆的浮图关、老鹰岩、江北、南岸。

鉴于当时中日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对于定陪都于重庆还是做了细致考虑的。

蒋在日记中就提出“军事以利用天时、气候、地利、山河、道路与敌人阵势，以了战事！”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刘湘也在积极准备，并再次面陈“建议中央迁川”的意见，老蒋“甚表嘉许！”

10月29日，国府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白崇禧明确说，“今后抵抗非随便、无计划。越抵抗，越有胜利之把握，惟妥协是要不得的。”

蒋也明确说明“政府决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

此时，国府正式决定陪都于重庆。

作为陪都，当然需要据险而守。像上海、南京、武汉等几乎就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肆意横行。

而重庆就不一样，背靠大巴山，前临三峡，境内河流众多。

从长江下游过来，必经宜昌到重庆。但当时没有公路与铁路，只有水路可以通行至重庆。

长江流过三峡时，突然肆意转出一个月牙形大转弯。是长江从峭崖壁立的上游进入相对平坦的中游转折之地。这段水路长达600多公里，而且滩多险急。

宜昌上游仅能够容纳1500吨的商船通行，而且船速缓慢。如果是军舰通行，连驱逐舰也过不了，当时的日军驱逐舰都至少在2000吨以上，而且吃水又深。

日军只有用炮艇、快艇等小型舰艇才能通行，日本海军的作用就发挥不了。

水雷阻击战

即便如此，为了防止日军沿江面北上偷袭。当时，国府海军部长陈绍宽针对日军进犯，制定了水雷游击战术，组建了长江中游布雷游击总队。

在长江中游江面上布雷，是极艰险的事。布雷分漂雷和固定雷两种，那时每颗水雷重100公斤至250公斤，每次布放20至60枚不等，水兵们安放起来极不容易。

日军的快艇经常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进行巡逻。而长江两岸，又布满了日军的炮楼，白天有瞭望哨，夜晚有探照灯。布雷任务艰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但中国海军硬是在如此恶劣环境中，付出巨大的牺牲，进行了长达6年多艰苦卓绝的布雷战。

这样通过三峡的天险以及布雷战术，才算有效地阻止了日本从水路的入侵。

爱国将领刘湘

山地形城市，利于防空

另一方面，现代战争不同于古代战争，是立体式攻防战。

成都是一片平原，视野上一览无余。而重庆是有名的山城，大大小小的城市功能都是沿着山体而分布。这种山地型城市，较为适合应对空袭。

而且重庆地区的天气多为雾多云厚，一年平均有104天有大雾。比“雾都”伦敦的86个雾天都要多。

而且，重庆当时许多工厂倚山而建，甚至就安置在山洞中。那些巨大的山洞往往冬暖夏凉，对于抵御日军空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这些山洞至今还大量保存。

这就可避免日军连续性的狂轰滥炸，城市在可在较短时间内恢复生产生活功能

大轰炸下的重庆

在抗战期间，重庆能够扛住日军5年多的战略轰炸，虽然重庆军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重庆的特殊地形地貌是居功至伟的。

从抗战的全局高度而言，开战伊始，国府已经宣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当然，如果国府偏安于一隅，则难以为全国抗战之表率，其地位也会岌岌可危。

重庆的战略地位就很明显，东连湘鄂，南接云贵，辐射全国。动则可以迅速出兵，静则可以伺机而动。

正可以响应积极进取的抗战心态。

当时四川作为大后方已基本成为共识，但是政府的重心在成都还是重庆，却是值得思量的事情。

作为陪都，政治上必须给人积极进取，不能给人偏安一隅的考虑。从这个因素上看，就有很多值得寻味的东西。

长江两岸的第6战区中**队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西部，当时并没有与重庆通铁路。成渝铁路还是在1952年解放后才通车的。

在古代出川的话基本只能过陕西。象诸葛亮六出祁山，表面上是对外征伐，更多的是一种对内的整合。

所以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才会说，“以一上将将荆襄之兵以向宛洛”，这样才能使北伐成功。

如果当时刘备定都在重庆，即便关羽荆州告急，也可以救援。就算荆州丢了，刘备也可以快速收回。但是因刘备定都成都，一切都鞭长莫及。

蜀汉的命运就如此被定局了。

这还是在当时中国重心在关中的时候。近代化之后，中国的重心早已从关中转向东部与江南地区。成都出川之路就更是遥遥无期。

重庆轰炸惨案

再看后来的历史，成都给人的印象要么是割据一方，要么是偏居一隅，要么狼狈出逃。

在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时，唐明皇李隆基狼狈出逃入川，结果太子李亨于临武称帝，遥尊明皇为太上皇，起兵平叛，弄得唐明皇连帝位都丢了。

所以白居易有诗云“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像三国时期的蜀汉刘禅，五代时期的后蜀都是安逸之心日长，进取之心已无。

公元964年，北宋大兵压境后蜀，蜀主孟昶只得降宋，花蕊夫人就留下“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怨句。

到明末时的张献忠，就只能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最后他所建立的大西政权终被清军所灭。

对于熟知中国历史的人来说，成都给人印象更深的是“躲进小城成一统”的安逸感。

所以对于全国的人民而言，也会有心理上的强烈共鸣，这是国府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此时，抗日战争正以前所未有的暴烈程度进行，如果引起国人将当下形势与上述任何一种情形联系在一起，都会导致民众对领导者的信心缺失，这当然是国民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但只要全体国民知道重庆还在拼死抵抗，中国就有赢的希望。

所以如果定陪都于成都，安全是安全很多，基础设施也比重庆的要好。但是给人的信心就明显不足。

抗战时的重庆

事实上，比邻长江的重庆也通过长江，的确把影响力辐射至了江汉平原，甚至是其他沦陷区和未沦陷区。后来的350多万川军子弟出川抗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作为抗战的一面旗帜，这个城市在八年时间里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让重庆这个名字彪炳史册。

重庆作为陪都，固然没有成都安全，这是必然的代价。

在后来的战争中也可以看到，重庆成为日军的眼中刺肉中钉，日寇也曾屡次进犯重庆，都被我军击退。

最著名的是1943年5月，鄂西会战时的石牌保卫战。日寇第三十九师团主力沿长江突然迂回进犯石牌要塞。

石牌可是宜昌至重庆首当其冲的门户，一旦失守，重庆必将不保。

这个重任就落在了11师师长胡琏身上。

陈诚即打电话询问胡琏：“守住要塞有无把握？”

胡琏回了那句著名的话：“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当时的情况有多危急，从胡琏的遗书中可以看出端倪。

恶战在即，胡琏令部下都留遗书。他自己连夜修书五封，与家人作最后的诀别。对结发爱妻，直截了当地交待后事：

“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勿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在中**队的拼死抵抗下，日军每前进一寸土地，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

石牌之战最关键时刻，中日军队的阵线纵横交错，双方只能靠最原始的拼刺刀的方式坚持。在曹家畈附近的高家岭上曾有3个多小时听不到枪声，双方的肉搏战到了白热化程度。紧张到令人窒息。

石牌之战以日军死伤甚众，久攻不下。反遭我外围部队的围攻，最终退却而告终。

这也是重庆作为陪都最危急的一次。

在八年抗战中，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经受住了日军长达5年的战略轰炸，以及多次的进攻。直到八年抗战结束。

一点总结：

从政治上讲，重庆是沿江流较多，辐射中南、华南、西南，是进取之地。

从军事上讲，重庆地势险要，地形独特，既抗空袭，也易守难攻。

从经济上讲，重庆具备良好的近代化城市功能。

整体抗战来看，重庆作为陪都，的确起到了中枢的作用。

到现实生活中看，其实无论做领导还是当老板。

说明太讲究安逸，失去进取之心，事业必不能久远。而一味讲究冲锋陷阵，不考虑整体战略，那只是士兵的料。

在积极进取与安全稳健中寻求到一种最佳的平衡，无疑是持久竞争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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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衣冠西渡——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