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梁生宝主要事迹概括

在《创业史》中，大家面临一次艰难的春荒，富裕中农不愿伸出援手，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时，梁生宝却勇敢积极地组织人们自给自足，而后又带动社员一起创业，并把自己所的热情、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党号召的事业中去。

梁生宝人物形象简析

梁生宝是一个善良而又真诚的人，他用心地对待每一个人，没有丝毫偏见，同情帮扶弱小，也不排斥中农，只讨厌剥削贫苦人民的“土财主”。

梁生宝是一个孝顺的人，他非常尊敬父亲，即使他和父亲的观点不一致，不被父亲所理解，认同，但在他人面前，他仍会替父亲做有利的辩护。

梁生宝拥护党，爱护党。他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勇敢地决定，并且也实在地做到了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

1949-1976：反映新生活 奠定新方向

作者：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与这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文学的全新变化。这个时期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中国***的领导下，文学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组成部分。从1949年至1976年进入共和国之后的这“十七年”，最为发达和成功的文学样式，就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小说。

长篇小说《创业史》插图 蔡亮/绘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了少数试图建构“史诗”的作品外，大都是具有通俗小说元素的作品。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梁斌的《红旗谱》、冯德英的《苦菜花》、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及《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大刀记》等。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同一性，就是传奇形式中民族性的建构。它们在延续了传奇小说叙事形式和内部构造的同时，装进了新的内容，起到了教育人民、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作用，替代了过去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的娱乐性功能。

红色革命，是20世纪席卷全球的伟大事件，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红色写作——或称作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在那个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经典“三红一创，保山青林”八部长篇小说，有五部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

柳青的《创业史》被普遍认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小说通过对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人物的塑造，回答了农村为什么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创业史》受到肯定和好评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梁生宝是一个天然的中国农村“新人”，他是“蛤蟆滩”合作化运动天然的实践者和领导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柳青几乎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来展示这个新人的品质、才能和魅力。梁生宝不是那种盲目、蛮干、仇恨又无所作为一筹莫展的农民英雄，他是一个健康、明朗、朝气勃勃、成竹在胸、年轻成熟的崭新农民。在解决一个个矛盾的过程中，《创业史》完成了对中国新型农民的想象性建构和本质化书写。

赵树理是***文艺思想哺育成长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和较大规模地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优秀作品”。小说叙述了三里湾四个不同家庭在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矛盾和变化，反映了农村所有制变革中思想和观念的斗争，表现了家庭、婚恋、道德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

周立波是一个跨时代的作家。1956年至1959年，周立波先后写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编》。《山乡巨变》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就，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塑造了几个生动、鲜活的农民形象，对山乡风俗风情淡远、清幽的描绘，也显示出周立波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审美趣味和属于个人的独特文学修养。

浩然的《艳阳天》，是最能代表其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小说。小说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书写了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期火热的生活画卷，歌颂了在新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新人物和新力量。小说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虽然小说不免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但难能可贵的是塑造了众多朴实醇厚的农民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人物形象。浩然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强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进入新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如何表达全新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作家熟悉、理解新生活的内容，同时也要熟悉表达这一生活的形式和内在精神思想。经过不断的学习、探索和具体的文学实践，作家们在不同生活领域内，写出了表达新生活的重要作品。除上述农村和革命历史题材外，城市、青年、边疆少数民族等题材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创造成果。其中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王蒙的《青春万岁》等，最有代表性。

《上海的早晨》与《创业史》具有一种完全同构的对应关系：它们虽然题材和书写的领域不同，但都试图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完整、全面地表现中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曲折、复杂但一定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因此，这部宏伟的长卷依然是一部有关国家民族的历史寓言。

王蒙的《青春万岁》，以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女七中高三女生热情洋溢的青春生活，讲述了那个年代一代青年的成长经历，讲述了成长于新旧交替时代青年人特有的精神风貌：有理想，有热情，对生活积极乐观。小说洋溢着一种温馨而炽热的氛围，渗透着一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调，折射着一种绚丽诱人的理想之光。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长篇小说，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时代生活的主流。其中流淌和洋溢的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既是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作家用想象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建构。虽然简单透明、一目了然，但是，作家对新生活的理解和想象，构建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肯定了时代的价值观和对生活单纯炽热的情感，分外感人。当我们重读这些作品时，油然升起的慨叹是，这些小说已经成为历史，但却没有成为过去，它们仍在我们的情感生活中挥发着巨大的精神作用。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23日09版）

柳青为什么写《创业史》

柳青在写作

《创业史》1960年第1版纸面精装

柳青（右）与《创业史》中梁生宝原型人物王家斌在一起检查生产。

本文图片由作者阮洁提供

【读书者说】

柳青是当代文学一个榜样作家。1952年，对于柳青来说，是重要的也是人生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春节刚过，在北京的柳青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回到家乡陕西。此前，他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地雷》，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几部作品作为新中国开创前后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影响颇大，不断再版。

他命名他的新作品为《创业史》

办完有关手续回到了陕西后，柳青计划写一部大型的长篇小说。作为一个长期深入革命工作一线的作家和党员干部，柳青敏锐地意识到当时即将在全国全面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将是一场伟大运动和历史实践，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因此，他需要紧紧把握住这个机遇，参与其中，亲身体验，进而写出反映这个运动和实践的作品。

在柳青看来，当时的互助合作运动以及将要全面展开的合作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新制度的诞生”，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实现发家致富梦想，同时也是改造小农经济思想的最切合实际也最有可能实现的道路，他接下来的写作，就是为了记录这个伟大的历史实践和“这个制度的新生活”（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延河》1979年6月号）。所以，他命名他的作品为“创业史”，是“史”，是中国***带领中国农民“创业”之“史”，而不是一部小格局的或者其他的文学作品。

柳青的这个想法和计划很可能在他访问苏联的时候就已经萌生。1951年10月，柳青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近两个月。这是柳青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在苏联，他参观了很多地方，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看工厂，到集体农庄，深有感触。参观列夫·托尔斯泰故居时，代表团推举柳青代表大家在博物馆的留言簿上题词。雅斯纳雅·波良纳这个明亮的林中空地，乡间美丽的大自然，幽静的庄园，托尔斯泰的生活和写作方式，对柳青都颇有触动。他认识到，生活在自己想要表现的人物的环境中，对从事文学的人是最佳选择。同去苏联的作家马加回忆说，柳青从苏联回来，眼光放长远了，想写大的、长的、深一些的作品了。说柳青在解放区时，还是一个土包子，到莫斯科一下火车，看到早已知名的一些大作家前来欢迎，相较之下，柳青觉得自己还不行，认为要下功夫写出好作品。柳青自己也意识到，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此前他虽然已经写出了反映陕北解放区农村集体种谷生活的《种谷记》和描写陕北人民保粮支前英勇斗争故事的《铜墙铁壁》，但从生活的深度、历史的长度和艺术的高度来说，他还未能写出一部令世人满意也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因此，他鼓足勇气和干劲，充满热情和信心，准备以“史”的客观性和“诗”的艺术性来记录和表现这场伟大的历史实践。柳青计划写作中的《创业史》是四部，他要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

一切归根于实践，归根于生活

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时代和新生活，柳青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作家，既往的创作经验特别是生活准备和思想准备是远远不够的。要写好《创业史》这样的作品，亟须深入到自己所要描写和表现的生活中去了解、体验和研究。柳青回到陕西后，认为深入生活就应该深入到底，而且要长期坚持下去。1952年9月，柳青刚到长安县不久，就写道：“我已经下了决心，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我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将表现我的决心是否被坚持了。”（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柳青还在文章中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需要作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和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认为“一切归根于实践。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人民文学》1952年6月号）。所以，柳青虽然先后在西北文联、中国作协西安分会、长安县委任职，但他不坐在机关办公室，一直深入到皇甫村，安家落户于此，与群众打成一片，从建社、生产到农民的生活，有关心，有参与，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结识了许多人，了解了许多事，这些人和事渐渐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他创作的基本素材。据研究，《创业史》里的一些人物、故事情节和生活细节，和皇甫村当年的实际情况很接近，像梁生宝、梁三老汉、董柄汉、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乃至姚素芳等许多人物，都能从生活中找到原型。当然，柳青在后来的创作中，对这些人物在性格刻画上还有很多的艺术概括和塑造。

据路遥同事、柳青研究者邢小利回忆，认柳青为文学“教父”的路遥谈到柳青时曾说：“做一件事，必须全身心投入，经历全过程，才会有深刻的体验，全面的认识。”1959年4月，《创业史》以《稻地风波》为名开始在《延河》杂志连载，有一天，柳青叫皇甫村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王家斌到他住的中宫寺，商量进南山割毛竹缚扫帚卖钱，说他也要进山看农民怎样割竹子。商量后，王家斌带了十一个社员当天擦黑动身从峪口进山，柳青和侄子第二天早晨骑自行车到王曲，然后步行经大砭峪进山。原来商定在黑沟口集合，柳青因为路不熟走到了韭菜滩，翻山越岭，夜宿草棚，来回五天，走了二百多里路，他目睹了山民在峭壁陡坡割竹子的艰辛，为创作积累下了生动素材。回到皇甫，柳青给王家斌捎话，让他们把这次割的毛竹缚成扫帚，背到滦镇卖了。根据这次实地的观察和体验，柳青写成了梁生宝带人进南山割竹子情节的《深山一家人》（《延河》1960年3月号），此即为《创业史》第一部第二十二章新写的部分。

创作要表现一个大时代

柳青认为，创作要表现一个大时代，深入生活的同时，还要提高作家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柳青非常重视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研究。1965年10月，柳青在中组部印制的“干部鉴定表”中自述，他近年来通读了《***选集》第四卷，读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的一部分，读了苏联亚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康士但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参照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着重研究了规律、阶级和国家、社会革命、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几个问题。在研究上述问题时，他又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等著作。同时读了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个性心理学讨论集》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讲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概论》，读书面相当广泛。谈到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柳青讲：“由于写作上的需要，我对党的方针、政策总是努力体会的。有些是我很容易理解的，我就很愉快地把它体现在我的工作中。有些是我很难理解的，我不轻易写文章、发表意见或随便谈论。到了后来，实践表明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党就改变了这些方针、政策；实践表明是自己水平低，长期住在一个地方，观察问题有局限性，我就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水平。我考虑到：不采取这种态度，我要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工作，并使作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不可能的。”（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柳青认真学习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功夫研究一些重大问题，从而能在创作中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他的《创业史》创作也就能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提炼出有深广意义的主题，创造出有丰富意味的人物形象，写出可以展示历史按一定逻辑发展的精彩故事情节。

柳青是一位跨越现代和当代的重要作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从他的作品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散文看，他的创作始终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创业史》更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面镜子，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为了写这部作品，柳青在思想、工作、生活和文学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今天回顾和研究柳青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很有意义。

（作者：阮洁，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