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什么书

山海经是中国志怪古籍，大体是由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全书记载的内容涵盖了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领域，堪比百科全书。

山海经是什么书

《山海经》主要是由《山经》与《海经》两部分组成，并又分为了四大部分，分别是《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

《山海经》中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对后世文学影响非常巨大。

在最近几年流行热播的各种电视剧、电影中，还有以东方历史做背景的网络小说，凡是与玄幻、神话沾边，在行文间都可以找出《山海经》的痕迹。

《山海经》竟是出自我国夏朝的一部奇书？

尧舜时代的大洪水促进了各部落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最值得一提的是夏禹创立的九州和他在治水过程中，踏遍万里山河记录下来的很多见闻，后人根据这些见闻整理出了内容丰富的地理史书《山海经》，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全书仅3万1千余字，却记载了约40个“国家”，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400多神怪奇兽，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历法、气象、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考古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内容。它又被称为“语怪之祖”，其中所记载的东西，常被斥为怪诞不经。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谈天》中说《山海经》“为虚妄之言”，“未可信也”。连“五四”以来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也认为《山海经》是“古之巫书”。

两千多年来，《山海经》那神秘莫测的面貌和包罗万象的内容吸引着众多学者流连其间，学者们潜心研究各抒己见，以图解开它的“庐山真面目”。

关于《山海经》的作者，有些学者认为是四千多年前的大禹和伯益所著，原著为《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山经》用夏代文字（蝌蚪文）书写，《海经》是用图画绘制，即《山经文》、《海经图》，合称为《山海经》。《海经图》最初是靠看图和口头讲解才能看得懂，后来有人便把讲解用简单的文字记录下来。但是数百年以后《海经图》在流传过程中亡佚，只剩下了简单的文字——《海经》。没有“图本”参照，使许多人都看不懂《海经》的内容，以至于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诠释。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虫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可以推测《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而后来古人根据《海经图》著《海经》文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工虫，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搞糊涂了，只能说“余不敢言之也”。现在流行的《山海经》是在汉哀帝元年(公元6年)由刘向、刘歆父子带领一批校书大臣所校定而成的。至东晋初年，郭璞主要用文字、训诂的方法，从玄学、神仙学方面对其加以注解并完成《山海经》18卷定本，使《山海经》这一旷古奇书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山海经》的研究以征辑为主流。南朝后梁张僧繇绘制了《山海经》图（并非原来的《海经》图）；北朝后魏俪道元在注《水经》时对《山海经》一书征引阐发。此外，这一时期的地记、志怪书籍大量征引并使用《山海经》的材料。唐宋时，《山海经》被视为地理书，北宋《崇文书目》将《山海经》列入史部地理类。这一时期，《山海经》作者“禹益说”受到了质疑。唐朝的史官杜佑在《通典》中武断地说：“《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疑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继《通典》之后，“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褒更是明确地把《山海经》“定为先秦之书，非禹及伯翳所作”，因而使南宋时《山海经》地理书性质的认定开始出现动摇。《中兴馆阁书目》虽然将《山海经》列入地理类，却又称“亦非尽善，当以入小说家为是。”

明清期的《山海经》研究以考据校注为主流。明代杨慎《山海经补注》1卷、王崇庆《山海经释义》18卷，多从文学欣赏方面阐发《山海经》的价值。清代乾隆时代的毕沅主要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等方面考订经文。郝懿行综合吴任臣、毕沅两家之长，对《山海经》文字、篇目进行考证，清除了经文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文字障碍。这期间编辑的《四库全书》将《山海经》收入子部小说家类。在地理考释方面，晚清学者吴承志在《山海经地理今释》中认为：《山海经》范围超出当时的国界，涉及到朝鲜、日本、俄罗斯、阿富汗等邻国。这是最早的《山海经》内容跨国说。

进入二十世纪，“西学东渐”，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现代学者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多从神话学立场看待《山海经》，文学家茅盾说它“大概是秦末的喜欢神话的文人所编辑的一部杂乱的中国神话总集”。神话学家袁珂在《山海经校注·序》中说：“《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神话之渊府。”

最近的三十年来，《山海经》研究出现了高潮，人们运用多种手法，从《山海经》文本的整理与校注，到其作者、成书年代、篇目、版本、图文的关系、性质、价值及其地理范围等各方面都展开了全面的研究。然而大部分人以实证方法去考据《山海经》之地望、道里。这种单纯的“实证”方法不仅未能证实《山海经》的真实面貌，反而把《山海经》研究引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限纷争之中。比如说，关于《山海经》一书的性质，影响比较大的就有史书说、地理书说、巫书说、信史说以及神话书说。关于《山海经》的地域范围的考证，观点更是异常纷繁：有“局部小区说”、“华夏说”、“世界圈说”。局部小区说里具有代表性的又有“滇西说”、“鲁中南说”，他们认为《山海经》描述的是今云南或者山东一带；世界圈说则与局部小区说相反，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事物远及非洲、欧洲、大洋州和美洲。甚至有人用美国空军三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为参照系，去证明《山海经》描写的是全亚洲地理。这种“纯粹实证”的研究方式，把《山海经》研究引进了一个死胡同。

无论如何，《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可低估。它的作者不管是不是大禹，但是此书的内容都离不开夏王朝，所以《山海经》也应该归属于夏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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