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交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有以下4点：1、相互学习，促进个体社会化。2、交流情感，有益于身心健康。3、净化心灵，优化社会环境。4、相互影响，有利于自我完善。

交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

人际交往是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人际交往既是递社会化信息的重要渠道，又是学习社会规范的重要途径。

以真、善、美为基本特征的人际交往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对人们形成良好的社会心理状态、协调人际关系、优化社会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任何人都有合群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孤独感、空虚感。而人际交往能够消除孤独、交流情感、增加快乐。

就业质量、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获得感

摘要

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城市社会体系中的弱势群体，经济、政治、文化获得感亟待提高。借鉴人口迁移等理论和农民工获得感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农民工获得感假设模型。基于广州、长沙、贵阳三地428份样本数据，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法实证分析农民工获得感及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后表明：5分制自我评价下，农民工的获得感均值为3.24分，提升空间很大；“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能较好地表征农民工的获得感，三者均对农民工的获得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强度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就业质量、社会资本均对农民工获得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632和0.507，就业质量的影响强度高于社会资本。据此，应着力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加大农民工社会资本培育力度，发挥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物质支持作用和社会动员优势，用好官方公益机构的组织优势，并激发农民工自身动力，有效提升农民工群体各方面获得感。

[关键词]就业质量；社会资本；农民收入；农民工获得感；社会融入；就业扶持；共同富裕

自2015年2月27日***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改革要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之后，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和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多次强调，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可见，不断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优先选项。从实践来看，各级政府近些年来将民生改善摆在极为突出的位置，相继推出了系列改革举措，实施了诸多“德政工程”和“民生工程”，目的在于将经济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通过适当的方式转化为国民更高程度的获得感。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6亿，接近适龄劳动人口的1/3。众所周知，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农民工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城市社会体系中的弱势群体，经济收入偏低、政治身份尴尬、文化融合困难，经济、政治、文化获得感均有待提高。因而，在不断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新时代，有关农民工获得感问题的研究颇具时代价值。

（一）理论基础

人口迁移理论。17世纪中后期，William Petty（1691）在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发展演变时，发现了劳动力在产业之间进行迁移的现象[1] 1-88。受此启发，Colin Clark（1940）对多国产业结构演变与产业间劳动力迁移现象做了进一步探究，并由此形成了用以刻画劳动力随产业结构调整而迁移的规律的“配第－克拉克定理”[2]。之后，Kuznets（1966）从宏观视角总结并解释了人口流动特征[3]。至于人口迁移的微观原因，Lewis（1954）的研究发现，收入差异是诱致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直接原因[4]。为解释在城市已经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市迁移的现象，Fei & Ranis（1961）提出了预期收入概念，并认为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决策依据是对城乡收入差异的预期[5]。从总体上看，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尽管人口迁移不能直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但它却能通过改善既定人力资本利用效率而促进劳动者工资收入提高。也就是说，人口迁移能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收入，而劳动收入无疑是个体物质、经济层面获得感产生的重要源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两篇里程碑式的文献里，马克思对人的需要进行了深刻阐述。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具有层次性和复杂性，推动着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进；要真正摆脱不公正的社会，就必须满足人类的需要（马克思等，1843）[6] 567-568。马克思还指出，作为化解国民生活后顾之忧和调节社会收入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在满足人的需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其关注重点应是在初次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因而国家应通过其特有的强制力，以征收高额税收等方式承担实行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马克思等，1857）[7] 28-30。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彰显着这样一个深刻道理：社会保障是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弱势群体需要的国家工具，具有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作用。因而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社会保障，无疑能较好地触发人的政治获得感。

社会融入理论。“社会融入”是西方学者在探讨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文化冲突时引入的一个概念，与社会排斥相对应。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社会融入大体可以分为“同化论”与“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按照“同化论”的逻辑，不同族群的外来移民实现文化同化的过程具有差异性，其原生活习俗、社会关系等因素将影响同化进程，但随着时间不断推移，移民将会逐渐放弃原有习俗与传统，最终与流入地社会融为一体，实现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然而，同化论无法对美国社会中的多元文化与种族多元化现象给出合理解释（Gordon等，1964）[8] 85-86，于是Stephen Castles（1998）等提出了“族群多元文化主义”概念，形成了多元文化学说。该学说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均应被尊重；移入地政府应修订政策以允许移民保留其生活习俗、文化传统[9] 1。尽管“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在看待移民文化融入结果时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两者实际上都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融合状态，而文化层面的融合则是不同群体文化获得感生成的基础。

（二）研究进展

获得感。自获得感在官方文本中提出来后，国内学界开始了对这个新时代历史命题深刻内涵的解读，凝聚了诸多智慧精华与理论共识。从字面表象来看，获得感是一个新型汉语复合词，由“获得”与“感”构成；“获得”通常富有“收获、得到”等内涵，具有客观性，“感”则可理解为“感觉、感受”，具有主观性；那么，获得感也就是客观层面“获得”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充实、满足、愉悦的主观感受（张青卫，2021）[10]。尽管与幸福感、满意度等西方学界度量民生主观感受的常用概念具有某些相似度，但获得感彰显着务实与责任，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作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结合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时代背景提出来的获得感，凝聚了倡导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等国家意志，彰显着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政治、文化等多维美好生活需要的执着追求（汤峰等，2022）[11]。

农民工的获得感。目前，学者们对农民工获得感的阐述大都遵循了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体现了明显的“二维”特性，即从“客观/物质获得”和“主观/精神感受”双重维度进行解读。农民工获得感是指，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原农村籍人员，在经济收入、权益保障、社会关系、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客观获得，并将其与不同标准进行多维比较后所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曹莹，2022）[12]，因而它是一个涉及农民工主体性地位尊重状况及其物质、精神文化以及社会认同需要的全面满足与充实程度的综合性概念（刘长全，2022）[13]。随着农民工获得感研究的不断深化，有学者衍生出了农民工创业获得感等新型学术概念。农民工创业获得感既包括其创业过程中的物质所得，也包括创业过程和创业结果带来的多维主观体验，是获得感在农民工创业情境中的具体展现（苏岚岚等，2016）[14]。

获得感、农民工获得感的测度及影响因素。获得感毕竟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质性概念，在实践中如何度量也就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王恬等（2018）构建了一个包括经济、政治以及民生获得感3个维度以及家庭收入、社会经济地位等12个指标的量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居民的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与强度进行了测度与分析[15]。杨金龙等（2019）以工作收入、福利待遇等就业质量指标为基础，构建了农民工工作获得感测度模式，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法，探究了年龄、单位类型等因素对农民工工作获得感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得出了农民工工作获得感处于中等水平、高收入农民工群体工作获得感更高、体制内就业农民工具有更为显著的工作获得感优势等结论[16]。唐有财等（2017）的研究发现，公共事务参与、企业培训、社会支持、政府扶持等个体、企业、社会与政府行为对农民工的获得感体验具有重要影响[17]。

综上可知，学界对获得感和农民工获得感的解读及其测度展开了先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后续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农民工毕竟不同于农民，也与城市居民存在区别，其获得感的面向也就表现出了自身特殊性，现有研究并未对其进行综合考量。

（三）研究设计

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参与、城市融入与农民工获得感。作为最具典型性的流动人口，按照人口迁移理论的逻辑，农民工的乡城迁移是为了获得更高收入或者是因为更高收入预期，因而工作收入可视为其物质获得感的核心构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体现着社会温度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保障是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弱势群体需要的国家工具，社会保障及其实施彰显着鲜明的政府意图，因而用社会保障参与来考察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的政治获得感有其内在逻辑性。社会融入理论的观点表明，如果能融入城市社会体系、实现市民化，则意味着农民工与城市文化得到了融合，这必然会导致其文化获得感的增强。因此，本研究将农民工获得感定义为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参与、城市融入并提出如下假设：

H1：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获得感。

就业质量与农民工获得感。作为综合反映劳动者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就业质量”的概念发端于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体面劳动”强调的是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和有尊严环境下的工作。受“体面劳动”的启发，学界普遍认为就业质量是一个具有多向度、综合性的概念，是劳动者在就业和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状态，且不同社会群体的就业质量具有不同表象。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评价不能离开其低人力资本、鲜明的劳动收入目标等特殊性而过分强调职业能力、职业发展等质量标准。因而，农民工就业质量是指其工作饱和度、工作稳定性、福利待遇、企业培训、权益保障以及就业扶持等方面的综合状况。工作饱和、工作稳定是农民工乡城迁移获得和持续获得工作收入的基础，属于物质层面的客观获得。制度规范是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是员工获得社会保障参与权等合法权益的制度保障，就业扶持是各级政府促进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就业的专项政策，而就业是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的基本前提，因而权益保障和就业扶持是农民工政治获得感产生的重要源泉。福利待遇是一种非现金形式的报酬，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企业培训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提升农民工文化素养，促进其了解、传承和弘扬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是城市文化的缩影。因而，福利待遇和企业培训能增加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促进城市融入，提升文化获得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就业质量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获得感。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获得感。“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亲朋、同事、组织和更普遍的联系以及因此产生的有价值的资源总和[18]。以社会支持、社会互惠、人际信任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资本在个体发展和获得感产生中具有特殊作用[19][20]。结合农民工的特征，本研究认为除上述三个普遍性的要素之外，组织化程度、公共事务参与以及社会网络也应是其社会资本的重要考量。社会支持是社会各界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无偿提供的经济、物质等帮助，社会互惠是基于利益共享的物质、经济互惠等互助行为，而这些最终都能转化为经济效应，因而社会支持、社会互惠能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进而从物质维度提升其获得感。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既有利于其提高政治地位，也有利于其依靠组织力量畅通诉求表达渠道，获得参与社会保障等权益。农民工通过听证会、意见反馈等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并采用合理途径表达社会保障等利益诉求，有利于增进其对政府行为的理解，因而组织化程度和公共事务参与能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农民工政治获得感。人际信任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关系和谐的基础，两者关系和谐能促进文化交融、加速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社会网络彰显着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范围，交往范围越广，越能增进其对城市文化的理解，越能支撑其城市融入，可见人际信任和社会网络能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而正向影响其文化获得感。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获得感。

农民工获得感假设模型。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可知：农民工的物质、政治以及文化获得感分别体现为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可操作化为可测量的工作饱和度、工作稳定性、权益保障、就业扶持、福利待遇和企业培训，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可操作化为社会支持、社会互惠、组织化程度、公共事务参与、人际信任和社会网络，且均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物质、政治、文化获得感。由此，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农民工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假设模型（图1）。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农民工获得感假设模型为蓝本，进行调查问卷设计，以期对农民工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影响效应、作用机理进行探索。问卷中每个调查题项均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计分，在调查员解释和指导下由农民工自行评分，如5分表示对工作饱和度很满意，而1分则表示很不满意，其他题项及其评分以此类推。课题组以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对广东广州市、湖南长沙市、贵州贵阳市三个地区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选取这三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位不同地区的原因主要是力图通过不同样本来源消除经济、区位因素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局限性。被调查对象均为在城市务工或经商超过1年，来自建筑工人、工厂工人、保安、清洁工、个体工商业主共5个常见职业岗位，年龄为18-60周岁的农民工。本次调查发放、回收问卷数量分别为450份和433份，有效问卷为428份，其总体回收率、有效率分别为96.22%和95.11%。

（二）统计分析

本研究基于前文所构建的农民工获得感假设模型进行假设检验，选取农民工的获得感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有关农民工的获得感、就业质量、社会资本的具体变量选取及其自评得分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农民工的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的得分均值分别是3.46、3.17和3.08，因而以上述三个题项为表征的农民工获得感的得分值为3.24。相比邵雅利（2019）利用福建省抽样调查数据得出的5分制下3.68分的居民获得感而言[21]，农民工的获得感水平明显要低得多。

在就业质量维度中，工作饱和度、工作稳定性、权益保障、就业扶持、福利待遇、企业培训的得分均值分别为3.53、2.95、3.13、3.23、3.42和2.75。显然，工作饱和度得分最高，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工工作比较辛苦，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具有“多挣钱”的强烈意愿。工作稳定性得分为倒数第二，这说明农民工的工作更换频繁、预期收入不稳定。权益保障的得分也不高，表明农民工在工作中可能面临着社会保障参与等正当权益未被重视等问题。就业扶持得分居第三位，但分值不高，表明尽管各级政府为农民工群体制定了就业扶持政策，但是在政策落实的环节上还有待加强。企业培训的得分是所有可观测指标中最低的，说明农民工对习得城市文化、融入城市具有较强意愿，迫切希望用人单位能够重视并改善这一状况。福利待遇的得分接近工作饱和度，表明不少用人单位的福利文化得到了农民工的认可，使员工体验到了人文关怀。

在社会资本维度中，社会支持、社会互惠、组织化程度、公共事务参与、人际信任、社会网络的得分均值分别为3.93、3.48、3.19、3.15、3.05、2.95。社会支持的得分最高，说明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近些年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日益增加的经济物质帮助提升了其对社会支持的认可度。社会互惠得分居第二位，说明农民工在与城市中的其他群体利益共享的互帮互助中，间接增加了经济收入和对社会互惠的认可。组织化程度得分居第三位，但分值不高，表明工会等组织在争取农民工政治地位和社会保障等合法权益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公共事务参与的得分与组织化程度大体一致，其原因可能是部分农民工通过听证会等方式参与过公共事务，但参与过程中的政治体验感并不强、权益保障也存在不足。人际信任得分在该维度居倒数第二位，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工时间精力有限、城市居民包容性不足以及双方经济地位差异等导致双方互动性不强、文化交融不深。社会网络的得分最低，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局限于同事、同乡等内卷化群体，社会网络边界极其有限，缺少与城市居民共同参与文化活动和增进对城市文化理解的机会。

（一）模型设定

因有关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均来自于农民工的主观评分，而且部分变量间有可能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如果采用回归模型法对农民工获得感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就有可能会出现因变量间多重共线性导致模型估计失真或者参数估计量含义违背基本常识等问题。对此，理想的办法是采用较为适合处理变量间相关性问题的结构方程模型法（陈昭玖等，2016）[22]。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法对农民工获得感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公式(1)、(2)、(3)为测量方程，公式(4)是结构方程。y1、y2和y3分别表征农民工的获得感、就业质量和社会资本。Wi、Si、Ui分别表征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城市融入等15个可观测变量。δ、θ为潜变量之间和可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ε为残差项。

（二）信、效度检验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克服了部分折半法缺点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是调查量表信度评估中最常用的指标。通常认为，该系数越大，意味着变量或条目的内在一致性越强。将调查数据输入SPSS22.0，从其“可靠性分析”功能输出结果可知，此次问卷整体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887，获得感、就业质量和社会资本的系数分别为0.865、0.901、0.912，均超过0.8，且三者系数值相差不大，这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稳定性与可靠性（表2）。

接着，利用因子分析法对调查样本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对原始量表的KMO与巴特利特（Bartlett）球体检验发现，KMO值是0.875，远大于0.7的临界值，说明调查样本的代表性比较强。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214.254，P＜0.01且模型相关系数矩阵的系数值均大于临界值0.4，表明各个调查样本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该模型的变量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测量结果能较好地表征调查对象的真实特征。利用主成分因子与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萃取的三个主成分的方差累积贡献率为76.676%，且各变量因子的载荷系数均大于0.6，表明模型的潜在变量结构效度较好。

（三）模型拟合结果

从信、效度检验与探索性因子分析可知，此次调查数据适合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当然，为确保模型具有适当性，还须检验其拟合指数以及标准路径系数。根据前文建构的结构方程模型，运行Amos22.0软件对图1模型进行数据拟合发现：“权益保障”和“人际信任”指标不显著；“工作饱和度”“社会互惠”和“组织化程度”指标的标准路径系数大于1且误差项为负，出现了违犯估计，故需对模型作进一步修正。利用MI修正指数并通过渐进式修正方式，逐步剔除上述5个指标后，所得到的模型整体适配性的检验结果如表3。

（四）模型路径及结果解读

从表3可知，除绝对匹适指标中的GFI和比较适度指标中的TLI两个指标非常接近建议标准值之外，其他检验指标均达到了理想的水平。因而，经修正后的测量模型的主要指标均具有较好的适配性水平。从总体上看，前文构建的假设模型得到了较好的支持。软件输出的潜变量和可观测变量的路径、载荷系数估计结果如表4。

从表4可知，可观测变量的C.R值均大于1.96的临界值，表明可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载荷系数估计具有较高的显著性。

获得感维度中三个可观测指标对其影响由大至小依次为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相应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545、0.446和0.375，这说明工作收入越高、对社会保障参与和城市融入越满意，农民工的获得感就更强烈，假说H1成立。工作收入意味着经济层面的获得，也就意味着农民工的物质获得。社会保障本身承载着公平、正义以及群体平衡发展等一系列沉重的政治性话题，农民工对社会保障越满意，证明其政治性获得感越强烈。按照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共同场域形塑共同习惯，共同习惯形塑共同场域[23]，可见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特定场域内的文化交流将导致双方文化认同，并逐步走向和谐共融，那么农民工对城市融入越满意，其文化方面的获得感显然会越强烈。

就业质量对农民工获得感的影响强度大于社会资本，路径系数为0.632，假说H2成立。该维度下的工作稳定性、就业扶持、福利待遇通过了1%的置信水平检验，企业培训通过了10%的置信水平检验。这表明工作越稳定、就业扶持力度越大、企业培训越到位、福利待遇越好，农民工获得感水平就越高。其原因可能是：工作越稳定，说明农民工预期和实际收入越稳定，增进了物质获得感；各级政府的就业扶持政策，既让农民工感受到了政府关怀，也为其通过就业获得社会保障参与权创造了条件，从而增强了政治获得感。福利待遇好，说明用人单位较为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意味着农民工有更多机会接受城市文化熏陶，用人单位重视企业培训，农民工就能充分了解企业文化，可见无论是福利待遇还是企业培训，都有利于农民工通过企业文化这个窗口，实现城市文化认同和城市融入，产生文化获得感。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获得感的影响强度低于就业质量，路径系数为0.507，假说H3成立。该维度下的社会支持、组织化程度和社会网络分别通过了1%、5%和1%的置信水平检验。也就是说，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组织化程度越高、社会网络越宽广，其获得感水平就越高。其合理的解释是：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意味着其经济状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物质获得感会进一步增强；农民工组织化程度越高，社会政治地位越清晰，也越可能通过组织的力量确保社会保障参与等权益的实现，从而提升政治获得感水平。农民工社会网络宽广，本身就表明其城市融入状况良好，也有利于其开拓视野并全面习得城市文化，实现文化认同和城市融入，产生文化获得感。

（一）研究结论

以广州、长沙、贵阳三市428份农民工调查数据为分析样本，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社会资本与获得感为潜变量建构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表明：第一，5分制自我评价下，农民工的获得感均值为3.24分，提升空间很大；第二，“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三个指标能较好地表征农民工的获得感，三者均对农民工的获得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强度从大到小依次排列；第三，就业质量、社会资本均对农民工获得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632和0.507，就业质量的影响强度高于社会资本。结合“改革要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使人民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等国家意志，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二）对策建议

第一，着力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首先，地方政府要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现就业等公共服务的群体均等化，尽快弥合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带来的不公平缺口，切实消除农民工面临的就业歧视，以就业稳定性的增强提高其就业质量，减少因频繁更换工作而产生的收入损失，进而增强物质获得感。其次，应运用好就业扶持这一政策工具，出台有利于农民工就业的具体优惠政策及操作细则，并督促用人单位确保其社会保障等权益的实现，通过政府关怀和权益保障，让其滋生更多政治获得感。最后，用人单位要认识到福利待遇分配、企业培训既是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企业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以此为切入点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让农民工能通过企业文化的润泽逐步融入城市文化及城市社会体系，催生更多文化获得感。

第二，加大农民工社会资本培育力度。首先，在全民共建美好生活的新时代，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非政府组织一方面要筹集社会资金，通过企业形式的项目活动，为农民工群众增加就业机会和创业渠道，另一方面要积极动员企业参与慈善活动，并确保慈善资金能落实到农民工群体的发展方面，间接或直接为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经济、物质扶助等社会支持，增加其物质获得感。其次，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团组织、工会、妇联、工友家园等组织的作用，将原子化的农民工有效组织起来，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及时将其利益诉求、愿望、建议集中起来并转达给决策部门，为其表达利益主张和维护社会保障等权益提供公开和合法的舞台，增强政治获得感[24]。最后，农民工自身要利用休息时间，通过参与社区文化联谊活动、加入兴趣爱好俱乐部等途径，突破内卷化的社会交往边界，增加与城市居民的文化互动，增加社会网络这一社会资本的积累，并以此增进文化获得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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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4] 周金华.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农民现代性培育[J].决策与信息,2021,(8).

原文引用：江维国，李湘容，黄雯敏.就业质量、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获得感,2022,（11）：79-89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11期

作者：江维国（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高级经济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保障、农业经济管理研究）、李湘容（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黄雯敏（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甘小梅、胡梁

编辑：邓汝濛

海外网评：中古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

11月25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古巴***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举行会谈。迪亚斯-卡内尔是**二十大后首位访华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元首，充分体现了中古两党两国的特殊友好关系。

中古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国和古巴均为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理想信念将两党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不久前胜利闭幕的**二十大为例，古巴方面表现出了高度关注。迪亚斯-卡内尔在此次会谈期间向***总书记表示，“我本人和古巴党高层都认真学习了您在**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古巴将以中国为样板，创造性直面挑战，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古巴驻华大使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日前接受海外网采访时也表示，**二十大报告涉及中国内政外交等广泛领域的政策，包含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值得反复研读。当前，**二十大全面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古共八大也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古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战略规划和部署，两党加强机制化交往，就开展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加强交流，互学互鉴，不断丰富交往内涵，将为中古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提供有力政治支撑。

中古关系是发展中国家真诚互助的典范。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自1960年建交以来，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古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古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个别国家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挑衅，反对个别国家借涉疆、涉港、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多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大三委等场合代表数十个国家作发言支持中方立场，明确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中方坚定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在日前举行的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上，中方代表就敦促美国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自1992年以来中方连续30次在联大投票支持古巴反对美国封锁的决议。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古共同发出“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正义之声，将对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古巴是拉美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拉美地区合作的重要成员、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重要伙伴，在当前拉美和加勒比政治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古关系的发展无疑将对中拉关系整体发展产生示范效应。此访期间，中古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两国关于党际交流、外交部间磋商机制、共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等双边文件。中古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并加强在中拉论坛、“77国集团+中国”等地区和国际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将为推进中拉关系、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作出更多贡献。（陈洋）

来源： 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