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可以打地铺睡地上吗
冬天不可以打地铺睡地上,冬季气候寒冷,地面的温度较低,如果长时间睡在地上可能会诱发多种疾病,如果家中有地暖则可以打地铺睡地上,而且地面温度比床上更高,另外地铺一般比较硬,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同时会出现浑身酸痛等症状。
冬天能打地铺睡地上吗
1、不可以
冬天不可以打地铺睡地上,因为冬季气候寒冷,而地面上的温度会更低,如果长时间睡在地板上可能会导致寒气侵入人体,可能会诱发各种风寒疾病,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
2、使用地暖
冬天打地铺睡地上需要开启地暖,如果家中有地暖则可以将其打开,地面的温度会逐渐升高,地面打地铺后可以快速升温,不仅比床上更暖和,但是瓷砖地板是不可以打地铺的。
3、地铺危害
地铺比较硬,睡在上方舒适感较差,不仅不能正常的解乏,而且可能会出现浑身酸痛的情况,而且长时间打地铺睡眠可能会是人体的免疫力下降,并且会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
人间章回:睡地铺的岁月(赵成海)
百度了一下,说地铺是指“在地板上临时凑成的床铺,”看到这个解释,我苦笑了一下,俺当年睡地铺的时候,都不知道还有“地板”这个词!我问了现在的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地铺”吗?孩子们回答说是不是“榻榻米”!
儿时每到冬季将临、天气变冷时,父亲就会将门楼侧屋收拾一下,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在地面两头砸上两根粗木橛子,木橛子稍微高于地面,紧靠木橛里面竖放一根粗木棒,就着两片墙,粗木棒与墙中间铺上厚厚的稻草,不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稻草,因为稻草软乎乎的,铺好草地铺就打好了!
现在的说法睡地铺久了容易寒气入侵,易得风湿等等,但四十多年前的农村哪有那么多讲究,大人们还说睡地铺接地气对身体好呢!其实仔细想想,那会儿睡地铺何尝不是一种无奈?反正我好像上学之前都没正经睡过床的。夏天草席一拉,门前树下就睡了;冬天父亲打好地铺,在父亲脚头一蜷,暖和极了!
记忆中地铺稻草上要铺张席子的,席上再铺一张毯子。那席子底下当时藏满了我当时珍爱的宝贝,成叠的烟纸、几十本连环画、赢来的纸元宝……,反正能塞的都塞到了地铺的席底,像一个百宝箱,很是得意!
地铺那头父亲总点着煤油灯的,灯下的箱子里有父亲永远抽不完的旱烟,至于“丽华、联盟”之类的卷烟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地铺的墙上挂着父亲的鱼篓和鱼网,那陈设我还记得!
多少个冬日醒来,阳光从门缝刺到地铺上,我缩在地铺上翻看着小人书,或数着烟纸盒,然后等着老父亲揪着我耳朵让我起来吃饭,那场景,如在眼前。那份快乐,无以言表!
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类似于地铺的设施都成了一些宾馆揽客的噱头,一些驴友出去玩也都是带上帐篷、防潮垫等等,说是亲近大自然。呵呵,几十年前,我都亲近过了,你们是偶尔为之,我可是每个冬季都亲近的!
前几年和哥哥聊起当年睡地铺的事,哥哥苦笑着说,当年家中人口多,家里当时的生活情况,你以为置办一张床容易?夏天睡凉席冬天打地铺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啊!当时庄里基本上哪家到冬天不打地铺?
其实我们都该感谢生活,感谢以前那些曾经的经历和过往,那睡地铺的时光现在回味起来,原来快乐是那么的简单!现在的人啊,铺盖很厚,空调温度也打得很高,条件好了,快乐却找不到了!
老家还在,地铺却没了,那会揪我耳朵让我起床的老父亲,也走了许多年了!那成叠的烟纸盒、几十本小人书,连同我那儿时简单的快乐,都找不到了!
这个冬日窗外的阳光,远不如当年照在老家地铺上的阳光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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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高考回忆录|孙宝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作为香料和食品风味化学专家,孙宝国是我国食品科学领域唯一一位专注香料研究的院士。在肉味香料和肉味香精方面,攻克了许多技术难题。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含硫香料生产技术很落后,许多关键香料自己生产不了,受制于人,其中2-甲基-3-呋喃硫醇(国外代号“030”)和甲基2-甲基-3-呋喃基二硫醚(国外代号“719”)进口“身价”堪比黄金,每公斤分别高达14万元和16万元。1986年,还在读研究生的孙宝国参加了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花了4年时间攻克“030”香料合成技术。其后,他在“030”的基础上,又通过4年的攻关,在1994年攻克了“719”合成技术。
1994年,孙宝国为了攻克甲基2-甲基-3-呋喃基二硫醚(国外代号“719” )的关键技术,夜以继日泡在实验室。受访者供图
孙宝国的另一项研究成果是天然级肉味香精制造技术。
国外肉味香精一般是通过香料调香或以水解植物蛋白、酵母提取物为主要原料经过热反应制造的,尽管产品香味浓郁,但缺乏纯正的肉香味。孙宝国和科研人员根据肉香味的形成机理,提出了“味料同源”的中国特色肉味香精制造新理念。遵循该理念,他研究开发了以畜禽肉、骨为主要原料的天然级肉味香精制造技术,核心技术获得4项授权发明专利。
作为第一完成人,孙宝国于1999年、2000年和2016年,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05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19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对于这些成就,孙宝国说,一方面是他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他的责任和使命担当。正如他勉励即将高考的学子:“无论干什么,要么不干,要么培养兴趣让自己想干,能够从繁琐的、枯燥的科研中找到乐趣、找到享受,你就具备了在这个领域走向成功的基本素质。”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孙宝国注定与化工有着不解之缘。
1961年,孙宝国出生在山东招远县(现为招远市)金岭镇山上孙家村。1977年高中毕业后,成为了村联办中学的一名初中老师,原本对数学感兴趣的他教起了物理和化学。就是这一年的年底,国家宣布恢复高考。他也萌生了考大学的想法,这一考就是四次。
第一次没有充分准备,大学没考上;他转而考中专,两次都考上了,最后却卡在体检上;第4次他以远高于山东重点线的分数,考上了北京轻工业学院,“当时上大学就两个想法:不想再当老师,也不想再搞化学。”但最终他还是当了老师,搞起了精细化工,在肉味香料和肉味香精方面,攻克了许多技术难题,其研究成果填补了20多项国内空白。
凭借在食品香料香精领域的卓越贡献,孙宝国于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今,他被同行尊称为“香料院士”。
孙宝国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孙宝国说,上大学时,舞蹈家陈爱莲到学校做报告,讲了一句话让他印象非常深刻。她说,她每天都要练功,“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这其实讲的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在所有行业都适用,那就是不管干什么都要勤学苦练,要“干一行爱一行”。
寄语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孙宝国说:“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的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跟使命,你遇到了,那就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目标和追求。”他希望即将步入大学的学子们,要分清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目标和理想,做好规划,分步实施,“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心想事成。”
孙宝国院士对即将高考学子的寄语。受访者供图
谈高考:离开农村到了北京,实现了人生的一个目标
新京报:你是何时参加高考的?当时过程顺利吗?
孙宝国:参加高考的经历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一共考了4次。1977年,我16岁高中毕业,回到村里的村联办中学当了一名初中老师。当时正好缺一个物理老师,担任化学老师的四川万县知青想走,没人接课她走不了,于是我就教物理和化学两门课。那时候当老师也没经过培训,拿起课本就上讲台,都是现学现卖。
1977年年底,国家恢复高考,我当时就想报名参加。校长是支持我们高考的,但他也提前“敲打”我:考大学可以,不能耽误了学生的课。所以我虽然报名参加高考,还是全心全意扑在教学上,白天上课、晚上备课批改作业,深夜还要刻蜡纸油印资料、试卷。由于没有准备,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
第二次我就转去考中专了,当时想着要离开农村。中专是考上了,结果到县城体检,因为太紧张,血压偏高没通过;第三次又考中专,同样也是考过了,体检时又卡在了血压上。其实我血压并没有问题,就是条件反射,一体检就害怕。
那时候我就考虑,如果继续当民办教师,将来转正没问题,可自己这么年轻就和学校的老民办教师争名额,他们不少是我的初中和小学老师,良心上过不去,还是得继续考大学。1979年10月,我抓住了一个机会,脱产进了县教师进修学校办的培训班。准备参加第四次考试时,我还在纠结到底考中专还是考大学,我的物理老师建议我还是考大学,他是“文革”前复旦大学毕业的,他当时说的理由很简单,“大学和中专相比,一毕业就差两级工资。这一辈子你都追不上。”
这么一听,我决定还是考大学。由于这次高考我提前准备了近10个月,在进修学校学得比较全面;那几年物理和化学老师也没白当,1980年高考时,满分都是100分的化学和物理,我分别考了98分和94分,总分413.5分,远高于山东360分的重点线,被北京轻工业学院录取。
我不仅离开了农村还到了首都北京,也算是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
新京报:还记得备战高考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吗?
孙宝国:我印象挺深的。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被各种报刊转发,陈景润的故事风靡全国,我们看了也很受鼓舞,大家都在向他学习。
当时在农村中学,教师办公室分正房和厢房。除了备课时间,我们几个年轻老师都会跑到厢房学习。夏天厢房很热,我穿着背心,肩上搭着一条毛巾,坐一会儿浑身是汗。学校的老教师都称厢房为“陈景润小屋”。
教师进修学校的条件也比较艰苦,借用县城附近一所联中的教室,我们住村子里的房子,打地铺,外边用土坯挡一挡,里边铺上点沙子,沙子上面放麦秸秆,再铺上草褥子。只要是晴天就得赶紧晒被子、褥子,要不潮得没法睡。
但大家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学校准军事化管理,早上6点起来跑步,从早自习一直学到晚自习,晚上9点下晚自习,宿舍10点熄灯。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们水平很高,好不容易赶上了集中学习的机会,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学,进步飞快。1980年7月9日高考结束,自己就胸有成竹了,这次肯定没问题。
谈大学生活:丢了棉大衣学校还给补助,非常感动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吗?
孙宝国:我当了三年初中老师,唯一一次离开招远,就是到了莱州的平里店中学参观教具展,离我们中学有二三十公里远,骑自行车当天来回。
来北京上学,家里也没人送。我是从潍坊走的,到了潍坊,第一次看见了红绿灯,也是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车站到学校的路线,录取通知书上写得很明白:北京站下车,坐103路电车到展览路,再换101路或335路公共汽车到马神庙站。我比通知的报到时间早到了一天,到北京站那天是早晨6点左右,人有点迷迷糊糊。我坐103路到了展览路,上了335路就坐过了站;再下车到对面往回坐,结果又坐到终点;又下来再往回坐,这次总算是找到了学校。所以第一次到北京的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学校刚恢复重建一年,正值暑假,操场上全是草。不少城市来的学生都觉得学校条件太差了,但对于从农村来的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宿舍虽然是上下铺,但终于是睡在床上,不用打地铺睡地上了。
新京报:大学生活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孙宝国:大学第一学期,冬天,校学生会换届照合影,穿棉大衣照相不好看,我就把大衣脱下来放在旁边。结果等合影结束一看,大衣没了。当时我就傻了,没有棉大衣这冬天怎么过?第二天辅导员跟我说,“赶快写个申请,给你补助20块钱,去买个大衣。”我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就写了申请领到了20块钱,我记得买大衣花了18块,还剩下两块钱。
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感受到学校的温暖,这也是为什么我上大学不愿意当老师,后来还是选择了留校。工作以后,无论是资助困难师生,还是为学校基金会捐钱,我从未犹豫过。我应该是工薪阶层中捐赠学校基金会和师生金额最多的几个人之一。我认为人应该有感恩之心。
寄语高考学子:艰苦的环境更能成就一番事业
新京报:大学给你的人生带来了哪些改变?
孙宝国:还是那句老话,知识改变命运。大学让我学到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为后来的科研和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增长了见识。学校会请专家来做报告,举办音乐会。虽然我当时听不懂交响乐,但也会学着去欣赏。
在大学期间,我还学到了很多科学文化知识之外的技能,锻炼了自己的意志。
我学会了滑冰、游泳。记得一年冬天,我穿着秋衣到玉渊潭公园跑步,感觉自己很“了不起”。去了却发现有人在冬泳,立马感到相形见绌,于是我也想试试。从1985年夏天起,我每周至少游6次,10月中旬天气转冷,跟我一起游泳的几个年轻的同事纷纷“撤退”,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我坚持了下来,连续游了3年。下雪结冰时游泳,每次都需要极大的勇气。这种意志的考验,战胜自我的快乐,使得我以后在科研上能够迎难而上、愈挫愈勇。也是在坚持冬泳期间,我考上了研究生,从此走上了搞研究的路。
新京报:对于即将高考的学子,你有什么想说的?
孙宝国:我们那一代人,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干自己喜欢的事,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给大家创造了条件,也是这一代人的幸福。但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意识到,个人的发展总要受到方方面面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包括自身、家庭、社会发展阶段等。有想法、有目标、有选择当然是好事,但客观条件达不到时,我们也要有能够适应环境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适者生存。
我们都知道黄山有棵迎客松,世界闻名。但是迎客松生长的环境多恶劣?它是从山顶的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它肯定不愿生存在石头缝里,但如果它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即便是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也不会有迎客松那么举世闻名。
所以换句话说,艰苦的环境更能够锻炼人,也更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虽然我们上学时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除了数理化,还有其他很多学科,无论是学什么,都要努力地去学深、学透、学精,才能为自己有所作为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人物简介
孙宝国,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1980年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1999年,北京轻工业学院与北京商学院、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为北京工商大学)。2003年获清华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200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公布,孙宝国成为北京市属高校培养的第一位院士。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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