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是哪个民族的

土司又称土官、土酋，是中国古代一类官职的统称，通常是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任职，以夷制夷。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

土司是哪个民族的

广义的土司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头目在其势力范围内设立的且被中原朝廷认可的政府机构。

狭义的土司专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

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

土司制度存在了几乎上千年，为什么明清朝廷要将其改土归流？

看到这个题目，很多人会问，土司是什么？是吃的那个吐司吗 ？当然不是，土司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如果一定要用现代的官职类比的话，那应该算是特区行政长官。土司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管理边疆的领土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司制度已经不利于当时封建王朝的统治，因此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也就不可避免了。

土司的由来

其实土司制度真正的形成于宋元时期，土司制度主要针对边疆的少数民族，在明朝的时候最繁盛，崩溃于清代，结束于20世纪初，如果从唐朝的萌芽时期算起的话，大概有1000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会产生土司制度，跟中国的华夷观念有关系，中国古代汉人群居于中原，因为中原的文化发达，相较于周边的游牧民族或者少数民族要发达的多，因此产生了以文明礼义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的观念，这就是贯穿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华夷观念，我们经常会听到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说法其实就是区分华夷的一种说法。

其实，历来区分华夷的标准也不同，最早的时候曾经以文明的先进程度和民族来划分，比如在周时期就是两种同时进行，秦朝以后，区分华夷的标准逐渐转变，以文化认同来区分华夏，只要认同华夏文化的都可以算作是中华，不认同的就是夷，所以有很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都以中华自居。

统一王朝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最周边的少数民族进行有效的统治，在汉朝的时候采取了很多种方式，比如和亲、互市、朝贡等，最有效的还是朝贡，有了朝贡，和亲、互市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所以汉朝统治者经常封少数民族首领为王、候、长等，这种方式一致沿用到清朝，只不过在唐朝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唐朝由于地图疆域广大，而且对于有些小的部落直接灭国进行统治，而对于大的部落或者国家则不行，于是唐朝对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采行羁縻政策，承认当地土著贵族，封以王侯，开放贸易。

什么是羁縻政策呢？《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有解释：“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引申为笼络控制。实行羁縻政策的地区名义上从属朝廷，实际由当地原住民首领自行统治。这样就有了区分，封藩王的属于藩属国，而羁縻统治则名义上也属于大唐统治了，这就比藩属国更进一步了，这种羁縻统治在宋元明清时候正式成为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与朝廷官职是有本质不同的，虽然都是朝廷命官，土司职位可以世袭，不过袭官需要获得朝廷批准。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税金、傜役、并按照朝廷的敕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及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而明朝就更多了，《明史·职官志一》有记载：“凡土司之官九级，自从三（从三品）之袭替，胥从其俗。附寨之官，自都督至镇抚，凡十四等，皆以诰敕辨其伪冒。”

土司如果好好听中央朝廷的话，日子过的还是很滋润的，比如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设置广西庆远府永顺正长官司就是如此，自设置以后共十九任世袭长官，至清宣统二年（1910年）实行改土归流，历时408年，也就是说这个家族当了400多年的土皇帝，而且还是天高皇帝远的那种。

土司制度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也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智慧，是在无形中促进民族融合，让这些少数民族从意识上认同自己是是朝廷的子民。

为什么要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在当时有一定的先进性，可以减少少数民族贵族还有人民的抗拒性，但土司制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由于土司官是世袭的，各地官员不能剥夺，于是有些土司官就是滥杀百姓，祸害边境，并用他们特殊的地位侵犯汉人的利益，而当地官员也知道土司得罪不起，于是汉人受其骚扰非常的严重。

最重要的是土司制度有自己的人事权，甚至也有兵权，于是就会出现不服中央的管理，或者跟周边的土司发生战斗，争夺地盘，经常愈演愈烈，危害到正常的统治秩序。

于是明清时候的皇帝就采取取消土司世袭，改派流官，直接划归中央的政策，被称之为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始于明朝永乐皇帝时期，明永乐十一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因争地叛乱，互相厮杀，乱事平定后，于当地设置贵州布政使司，揭开改土归流的序幕，这一事件也被称之为贵州建制。

明朝虽然陆陆续续有改土归流，但是实行的并不彻底，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在清朝时期，清朝总结历代治边疆经验“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当然这也是因为清朝国力强盛，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明清的朝廷也没有硬来，也是有技巧的推动，一般是两条基本策略，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这些土司慢慢的也就被分化瓦解了。

到了清朝康熙、雍正年间，三藩被平定，台湾被收回，东北和西北的**也慢慢被平定，这个时候的中央朝廷有足够的实力去对周边的疆域进行统治，加上土司制度的种种弊端，雍正下定决心进行改土归流，到雍正九年基本完成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改土归流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实行“改土归流”之前，云南土司有47家。实行“改土归流”之后，不但以汉族为主导的中央集权的中国统治得到了加强，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地位被毁灭性地打击，汉化也进一步加快。少数地区虽然还残存土司制度，其作用和影响也已大大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贵州史上面积最大的土司——思州田氏：和贵州建省有着密切的联系

思州田氏，是贵州历史上四大土司之一，而且是四大土司中势力范围最广的土司。在元朝和明朝初期，思州田氏占据了今天的铜仁、黔东南大部分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贵州省的三分之一。史学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说法，足见当时思州田氏的地位重要。而在贵州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1413年，思州土司被废除，成为了贵州建省的一个重要条件。

关于思州田氏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州田氏的始祖是从田克昌，在唐朝进入了思州，“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克昌陟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遂卜筑思州”。而《思南府志》则记载为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后陟居巴峡，唐高宗时，其四世孙田克昌卜筑思州。”这又将思州田氏入黔的时间推移到了隋朝。不仅如此，田氏的家谱还将思州田氏和齐国田氏相联系。

思州古镇

在史料选择上，个人觉得地方方志只能作为官方史书的补充史料，其可信度是比不上官修史料的。《贵州通志》和《思州府志》认为田氏来源于中原，这是受到田氏攀附中原大姓的影响。同样的，播州杨氏和水东宋氏都会将自己的族谱和中原的豪门大姓联系，实际上，这些土司基本都是地方的传统势力。通过官方史料可以得出，思州田氏来源并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从宋代诸籍的有关记载看,田祐恭应非汉人。《舆地纪胜・思州》云:“徽宗即位八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成书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思、黔州巡检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由此可见，思州田氏始祖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德江龙泉坪思州宣慰司遗址

通过官修史书也可以证明，田氏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乌江下游和武陵山一带。《南齐书・蛮传》云:“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周书・李迁哲传》又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田氏就在此活动，被成为黔阳蛮，并且常常入寇周边地区。《周书・蛮传》、《北史・蛮传》记载田氏是当地最大的势力之一，云“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尤盛”，他们常常称王称侯，占据三峡地区，阻断水路交通，进行抢劫活动。

思州城地图

隋朝建立后，田氏首次归顺于朝廷，隋朝在此设置了奉州，后来改为黔州、黔安郡。《元和郡县志》载:“黔州……本汉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思州府志》记载，田宗显在隋朝开皇二年（482）被派遣来征讨黔州的蛮夷，接着被封为“黔州刺史”，这实际上就给了田氏抹去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和中原田氏攀附上了关系。唐朝建立后，田氏首领田惟康归顺，被册封为了黔潭二州节度使，到田阳明时，被册封为了黔州都督府大总管。可见田氏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不过终唐朝一带，田氏的势力始终局限在乌江下游一带，该时期不能叫做思州田氏，只能叫做“黔州田氏”。

思州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置思州，治所在务川县（今沿河），其管辖范围主要在渝东南和黔东北一角。宋朝时期，田氏势力开始强盛起来，控制范围从扩展到了今天的整个铜仁地区，而原本的思州也从务川（沿河）迁徙到了乌江中游的新务川（今务川县）。《方舆胜览》记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置思州。”南宋之交，田氏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首领田祐恭不断向黔南一带发展，“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当时的贵州城（贵阳）也一度被其占据。1119年，田佑恭被册封为了贵州防御史。

沿河淇滩古镇

元朝建立后，贵州土司纷纷归属于元朝。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元朝在此置思州安抚司，开始设治于水德江（今德江），后来又迁徙到了龙泉坪(今凤冈县)，在元朝后期迁徙到清江（今岑巩县）。于是，将新治清江称为“思州”，而旧思州称为“思南”。1284年，思州安抚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当时，思州地区已经划分为了一府、十四州县、五十二长官司。一府就是镇远府，而镇远府的知府也是思州田氏的人担任，是土知府。

贵州四大土司分布

宋元时代是思州田氏是其发展的顶峰。在势力范围上，思州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不仅占据了整个黔东北，还将黔东南和渝东南和湖南部分地区纳入了势力范围之内。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思州在宋元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州靠近巴蜀和湖南，在战争期间，会有大量的流民进入思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播种工具以及劳动力，推动了思州地区的农业发展。元朝建立后，命令思州等地劝课农桑，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诏喻四川行省“抚治播州、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渝思州宣抚司“因阅户惊逃者，使各安业”。在明朝之前，贵州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就是播州和思州两地。

思州古镇

思州地区物产十分丰富，这给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交通。据《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思州地区产朱砂、腊等，其中朱砂被定为“元贡”。在今天铜仁万山有汞矿遗址，这里的汞矿储量和产量在古代曾经一度位居中国第一。另外，思州出产的茶叶也十分有名，《茶经》记载“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另外思州还出产石砚，是中国较早的八大石砚之一，苏东坡誉之为“珙璧”。由于乌江贯穿思州之地，因而思州地区成为了贵州水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乌江沿岸的思南成为当时贵州的航运中心。除了乌江之外，思州境内还有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锦江等，都可以通航，因此思州也是贵州商业最为大大的地区之一。

镇远祝圣桥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发展。思州地区靠近四川，在文化上也受到四川的影响。《思南府志》记载北宋时期田祐恭被召入觐，其行为举止不像蛮夷之人，宋徽宗十分好奇。田祐恭回答有门客夏大均教授。可见在宋朝时期思州就已经引进了中原文化。贵州省最早的书院，就是出现于宋朝时期沿河的鸾塘书院。宋代思州已经出现地方志书，如《思州图经》，《黔州图经》等。另外，中原文化传入思州的同时，佛教和道教文化也开始进入了此地。王象之《輿地纪胜》记载宋代：“黔州佛教已盛”，田祐恭大境内建造了许多佛寺，思南地区出现唐宋古寺有白柱神庙、集福院、福常寺等寺庙、整山寺、常乐寺、昉龙寺。北宋乾德年间，在印江一带出现了贵州最早的道观，是道教传入贵州之始。

梵净山

1368年，明朝建立，到138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远征云南，从此云贵高原已经被明朝控制。此后明朝在贵州大量驻扎军队，推行屯田，设立贵州都司等军事机构。为了加速贵州的发展，朱元璋还实行了“调北填南”，使得几十万移民涌入了贵州。此时，贵州的改土归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土司制度必然会走向衰亡。

思南文庙

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镇远知州田茂安于是将北思州和镇远献明玉珍，被明玉珍在此设立思南都元帅府、思南宣慰司，从此思南田氏分裂为了思南和思州两部分。1365年，朱元璋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湖南西部，通往贵州的大门已经敞开。在这种情况下，思南和思州均投降于朱元璋，朱元璋于是分别设立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思州之地，是湖南通往云南的咽喉之地，如镇远一州，史称“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田氏归附后，明朝就在其交通要道驻扎军队，设立卫所，包括包括镇远、偏桥、清桥、清浪、平溪、五开、铜鼓等卫，黎平、新化、新化亮寨、平茶屯等所。这些卫所的设立，使得田氏两大土司已经被明朝的军事实力牢牢的控制，一旦有机会，明朝必然会推行了“改土归流”。

在岑巩县注溪镇的龙江河畔，有一个古老的寨子，它叫衙院，这里居住着80余户土家族的田姓人家。

洪武末期到永乐初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又因为争夺土地而结怨，相互仇杀。1410年，思州宣慰使田琛联结原为思南司宣慰副使、后改辰州知府的黄禧进攻思南，杀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之弟，并发其祖宗坟基，并戮其母尸。田宗鼎于是到明朝上诉，于是明成祖朱棣派率兵5万剿灭思南土司。之后，朱棣又以田宗鼎缢杀亲母为借口，废除了思州宣慰司。至此，田氏的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均宣告灭亡。明朝在思州之地设置了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四府，在思南之地设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两大宣慰司的废除大大推动了黔东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此后虽然还有几十个长官司，但是已经不成气候。

石阡万寿宫

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第二年，就将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纳入到了贵州省的范围。可见，思州土司的灭亡直接推动了贵州改土归流和建省，因此贵州民间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贵州省建立后，铜仁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思州土司曾经在宋元时代推动了铜仁地区的开发，但是在明朝却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初期的贵州省

何仁仲《贵州通史》

田敏《论思州田氏和元明思州宣慰司》

娄性诚《思州对贵州建省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