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1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一场“特殊”会谈正在进行中。

会谈双方，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查良镛，即金庸。

邓小平，著名政治家，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金庸，著名武侠小说家，时任香港《明报》社长。

邓小平和金庸，不论怎么看都是“门不当户不对”，为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场特殊会谈？

这是邓小平亲自安排的一招妙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拉开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的出台，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中国迎来了发展的新时代，但仍面临着祖国和平统一的永恒话题，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武力解放台湾不现实，和平统一是最务实的选择。

邓小平始终坚持和平统一的方针，但当时台湾当局敌对意识强烈，亟需一个途径向海内外特别是港澳台地区传递中央和平统一方针以及对台工作的新方向、新思路。

这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1、中国人或华人；

2、非官方人员；

3、爱国，支持祖国和平统一；

4、在港澳台乃至海内外都具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

综合上述四个条件，邓小平想到了一个人选：金庸。

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1948年移居香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武侠小说宗师，“香港四大才子”之一，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

邓小平选择金庸的理由有三：

1、金庸拥有很大影响力和号召力。

金庸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其武侠小说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深受读者欢迎，在全球中华文化圈特别是港台地区拥有极大影响力，其号召力不亚于一些政治领袖。

2、金庸是一位爱国者，主张和平统一。

十年动乱期间，金庸坚持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笔斗，以忠厚正直著称，国民党对也深有好感。1973年春，金庸到访台湾，蒋介石本想与他面谈，因重病在身未能实现，但他委托蒋经国与金庸进行交谈。

交谈中，蒋经国重申了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这让金庸十分赞赏，对国民党也保持了一定好感。

金庸本人也主张和平统一，他在参观金门之后，发现到处都是大炮机枪，坑道纵横，有感于两岸分离，剑拔弩张的局面，感叹道：“我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3、金庸对邓小平仰慕已久，评价甚高。

邓小平和金庸素未谋面，但对邓小平其人其事早已闻名，仰慕已久。

1969年，邓小平被下放江西，金庸在《明报》上发声，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并公开支持彭德怀、周恩来等人，由此成为“四人帮”眼中的“香港头号反动文人”。

70年代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顶住压力，大力恢复经济，使得金庸深为佩服，在《明报》撰文支持邓小平，说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

1976年春，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金庸仍力挺邓小平，在《明报》社评中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重返政治舞台中心。果然，这一预言一年后即得到证实，金庸公开发声说：“我的想象实际代表了中国多数人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发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更使金庸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他在《明报》撰文说：“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改革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完全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而要看他能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

金庸与《明报》

在金庸看来，邓小平就是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如同郭靖、乔峰一般。

当年“批邓”最激烈的时候，邓小平对各路“围攻”毫不理睬，不动声色，对方气急败坏，无可奈何。金庸听说后，对邓小平更加敬佩，感慨地说：“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他真像我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金庸想不到的是，他的声音很快有了回应，1981年夏，北京方面邀请金庸回大陆访问。

金庸喜出望外，同时提出一点要求，想见邓小平。

报告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毫不犹豫，批示：愿见查先生。

消息传来，金庸异常高兴，一一发函给在国内亲友，请他们到杭州会面，这些数十年未曾谋面的亲友，终于可以重叙旧情，把酒言欢了。

1981年7月16日，金庸携夫人和儿子、女儿踏上了重归故里的旅程。

1948年，金庸随家人离开家乡，远赴香港，当时只有24岁，正是热血青年。

1981年，金庸终于重回大陆，已经57岁，年近花甲，历经沧桑。

33年弹指一挥间，大陆的变化翻天覆地，金庸禁不住浮想联翩，即将见到心目中的英雄，更让他按耐不住激动和兴奋之情，还有一丝紧张。

1981年7月18日。

7月的北京正值盛夏，非常炎热，但因为要见邓小平，金庸郑重其事，他早早起床，梳洗一番，一丝不苟地穿上西装，打好领带，带上妻子儿女一行，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陪同下，驱车向天安门方向驶去。

邓小平会见金庸及其家属

金庸一行进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身穿短袖的邓小平已在门口等待。

一见金庸，邓小平立即上前，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金庸满面春风，微微躬身行礼，谦恭地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感到荣幸。”

邓小平笑着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

一番寒暄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说：“欢迎！欢迎！”

随后，邓小平和金庸一家合影留念，随后走进福建厅会谈。

邓小平身穿短袖衬衫，却见金庸身着穿一生西装，脸上已经冒汗，便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咱们不用拘礼。”

金庸笑了，赶紧脱了外衣，他确实已经汗流浃背了，现场气氛也一下轻松了许多。

一位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政治领袖，一位眼光敏锐、言辞犀利的政论家，两人开诚布公，坦诚交谈，涉及的必定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大事。

邓小平与金庸会谈

两人谈论的第一件大事，是不久前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被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但他并未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仍旧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金庸发出了一个寻思已久的疑问：

“邓先生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不做。这样不重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十分罕有，令人敬佩。您为何做此选择？”

其实，这个疑问也萦绕在很多人的心中。

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深深吸了一口烟，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金庸深深点了点头，表示由衷钦佩。

邓小平继续说：“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元首来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么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金庸解开了心中的疑问，豁然开朗。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国没有国家主席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先后由毛泽东、刘少奇担任，自刘少奇卸任后便长期空缺，1975年更取消了国家主席的设置，直到1982年12月才恢复，当时人们所说的“主席”，是指中共中央主席，即后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是华国锋。

邓小平与华国锋在一起

邓小平在会见金庸时，是否恢复设置国家主席，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尚未做出决断。金庸的意思是邓小平有资格和能力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却没有担任，而邓小平回答的意思则是不论是中共中央主席，还是未来可能恢复设置的国家主席，他都不会担任。

1982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关于设立国家主席，意见仍不统一。邓小平主张设，有一些同志主张不设，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设国家主席，只有小平同志最适合担任，这样会增加他的很多事务，对健康不利。

邓小平倒是另有考虑，他说：“除了我，别人也可以当嘛！”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重新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3年6月，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继毛泽东、刘少奇之后的第三任国家主席。

邓小平为什么不当国家主席？年龄和身体状况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

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1981年时他已经85岁，即便身体健康，但毕竟年龄不饶人，精力已大不如前。如邓小平所说，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需要履行很多国家元首的职责，特别是外事交往方面，事务繁杂，又是其他任何职位都无法替代的，邓小平的身体根本吃不消。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这毋庸置疑，但他从未担任过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即从来没有当过中共中央主席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其中，除了身体和健康状况，还有其他因素，邓小平此前曾多次透露过自己不当“一把手”。

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

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

这次会谈中，邓小平坚决驳斥了国外媒体渲染的所谓“权力之争”，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

“我可以告诉你（诺瓦克）一个背景材料。在确定中央领导成员时，有人要我当总理，我就首先表示反对。倒不是说我不可以当。当总理是累死人的工作。那时我已73岁，现在74岁了。搞不了啦。还是年轻一点的搞好，如华主席就比较适当。”

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中央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仍由华国锋兼任国务院总理。

1980年下半年，在酝酿人事变动时，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资历、威望和能力都深孚众望的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党内外的声音也相当一致，甚至连一些外国的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

面对众多呼声，邓小平婉言谢绝，他认为自己年龄太大，精力难以胜任，于是力排众议，推荐更年轻的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于是在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在北京采访邓小平，问邓小平：“你这么能干的人，为什么老是当第二把手？”

邓小平的回答很巧妙：“当第二把手并没有妨碍我发挥作用。我还是能够发挥作用。”

邓小平的回答就是他不当主席（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很多人并不了解这段采访，金庸当然也不了解，所以他并不知道邓小平看重的不是主席的职位，而是是否能发挥作用，是否能真正为党、为国家、为中国人民做点实事，干些大事。

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与邓小平合影

金庸搞清了邓小平不当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原因，心中释然，又问起当前最紧迫的事情。

邓小平抽着烟，对金庸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

金庸最关心的当然是祖国统一大业，他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因素。”

邓小平回答说：“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它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

邓小平的观点跟金庸显然是一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的经济上不去，对比台湾地区经济没有优势，祖国统一就缺乏经济基础。

当然，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首先要在政治上统一思想认识，要摆脱极“左”思想和所谓“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教条思想的束缚，这一点很难，但是当务之急，必须统一。

想到这里，邓小平抽出一根香烟递给金庸，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金庸想了想说：“我想，自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具体如何，还请您指教。”

邓小平笑了：“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

邓小平的幽默让金庸不禁莞尔，他也使劲抽了一口烟。

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起

“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邓小平继续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金庸听出来了他的意思，他点点头，深表赞同。

这天，邓小平和金庸的话题很广泛，谈到了中美关系，谈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谈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谈到了人才的培养，还谈到了对《明报》的社评。

邓小平对金庸说：“你的社评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基本原则完全一致。我们有共同语言。”

金庸连连说是，“我也盼望祖国强大、统一。”

时间转眼即逝，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

路上，邓小平把剩下的一盒“熊猫”牌香烟递给了金庸。

金庸收下了，并说：“这是邓先生给我的礼物，我就不客气了。”

俩人边走边谈，到了福建厅门外，又站着说了一会话。最后，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晚，央视新闻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港澳台和世界各国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轰动一时。9月，《明报》全文刊发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邓小平为何不当主席的原因第一次真正公之于众，人们为邓小平主动让贤给年轻干部的高风亮节纷纷点赞。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经济政治处于剧烈变革的时代，以邓小平的资历、声望、能力和贡献，不论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都是众望所归，然而邓小平始终以大局为重，只在乎能否发挥作用，不在乎个人名利，如此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