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人生产工具

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主要为石器、木器、骨器三类，其中，石器包括石锄、石铲、石斧、石刀、石磨盘等，木器包括木叉、木杵、木棍、木筒等，骨器包括骨匕、箭头、鱼叉、鱼钩等。

河姆渡人生产工具

河姆渡人是生活在距今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的古人类，他们建造干栏式房屋居住，屋下用于豢养家畜，地板上为起居住室，房屋规模的大小及内部结构按照居住成员的数量决定。

河姆渡遗址最早在1973年被发现，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有4万平方米，是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

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被视为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古人如何制造船只？从古人造船术的演变，管窥古代造船行业发展

在距今一万多年之前，我国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居民就早已经开始用独木舟作为出行的工具了，在他们的栖息地发现了以独木舟为主要的划水工具的木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那些经考古发掘而出土的木桨，造型日益趋于成熟，在木桨的柄部甚至还刻着美丽的花纹，距今已经有七千多年的历史了。

那时的独木舟都是用一整段巨大的树干制作而成的，独木舟的大小限制完完全全地取决于制作的树木的大小的限制。而到了商代时期，为了克服树木所给独木舟的制作带来的限制，木板船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运而产生出来了。

原始的独木舟

在商代时期出现的木板船，具有着跨时代的重大意义。船体的大小可以通过人们实际的需要来进行定制，人们就此而获得了更多造船的自由。此后，船舶制造业日益兴旺发达，派生繁衍众多，形成了庞大、复杂的木帆船家族。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动荡且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时代，各个诸侯国都非常重视能够具有朝发而夕的船运业。他们的统治者也都十分地重视自己国家对于船舶的制造和使用情况，而临海建国的齐国和地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国、吴国以及越国都有着十分发达的造船业。根据《艺文类聚》载：西周成王时，“于越献舟”。又如在《越绝书》中称：在越国家迁都至琅琊时，以水兵2800人“伐松柏以为桴”，也可以证明当时造船业已经有了一定发展。

随着诸侯争霸的兴起，船只作为必不可少的水面交战工具的地位更是尤为突出。战船的出现与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承载着作战功能的船舶与承载着运输（客运以及货运）职能。从船舶出现分类一直到后来双层船板和铺设甲板的出现，都是我国古代先民贡献于人类进步的重大的突破。舰船船体上的花纹虽然经过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已经基本定型了，但是，那些花纹所反映出来的内容还是以战争为主的。

木板船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大一统战争之中，那些地处于北方的少雨少水多陆地的地方，完全可以由大秦帝国的铁骑去征服，而中国的南方，帝国的铁骑就难以完全发挥出属于自己的机动能力和作战的实力。故而，为了克服水路众多的南方所给大秦国统一所带来的麻烦，战船又获得了较大的改进。

到了汉代，人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流体力学的知识，各式各样的行船工具，比如：桅杆、帆、纤绳等等，完全具备，各种工具，也都十分地齐备。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模型也都具有流体形状的外貌，并且还有木桨等实体资料。不得不说是，我国古代造船业所取得的十分重大的成就。

隋炀帝时期，为了下江南而建造的巨大的龙舟，高度达四丈五尺，长度达二十余丈，能够容纳六七百人。建造装饰十分的华丽，也都是皇帝集结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经过许许多多次的规划，费尽无数匠人的心血而建造成的。

到了唐朝时期，唐代的造船业已经采用了水密舱的结构，这是世界上最最具有重大典型意义的创举。我国于一九六零年发掘出来的唐代木船，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密舱结构的实体船舶。由于唐朝时期的船舶体型巨大、结构合理、建造坚固异常，安全性也是非常强的，因此，来外国使臣来此都十分喜欢乘坐唐朝船舶。唐代船舶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也给人们的对外交往带来了许许多多的便利。

唐宋时期造船业达到高峰

而宋元时期的船舶制造，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全国各地，几乎都有能够生产较大船舶的造船工场。不少厂商能生产出增大船体、结构设计合理，行船工具改进等的船舶，由此可见，造船的规范化已经初具雏形。在元代除了官府的造船厂之外，民间的造船厂也获得了极大地发展，造船力量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十分雄厚的。

除此之外，此时的造船业还采用了船坞，不论是在造船还是在维修船只，船坞都发挥着十分重大的作用。由此，足以看出古人对于船舶发展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合理特点。

郑和宝船

明代时，由于有南京龙江造船厂、山东北清河造船场以及淮南清江造船厂等的扶持，故而，大明王朝造船的实力和基础也是非常雄厚的。当时奉旨七下江南的郑和所乘坐的宝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规模之宏大简直是异常惊艳世人。

分工精细、规格统一再加上标准的严格，共同使得明代的船舶享誉世界。在当时，船舶，尤其是我国的船舶，从来就是一张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闪亮的名片，世界各国的人们竞相来我国一览我国船舶之风采，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文明与交流发展。总结

虽然在明代的后期以及满清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禁政策的出现使得纵横驰骋在世界两大洋上的中国船舶逐渐少了起来，但是由于我国的船舶设计精密、结构坚固牢靠，因此，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国家都在仿照我国的船舶。我国造船技术的发展又作为中华文明的一种给予世界文明一种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艺文类聚》

《越绝书》

大禹治水的工具，考古表明并非“叉子”：教科书都搞错了？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禹能够成功治水，必然要有相应的挖掘工具。以当时的洪水规模来说，大禹治水工具必然较为先进，否则无法治理洪水。

在大禹的各种画像中，在教科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禹手持一把“叉子”（见下图），造型比较奇特，这种“叉子”一直被人为是大禹治水的工具。

然而，以这种“叉子”的造型来说，似乎不太适合挖掘，不太适合治水。既然如此，大禹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治水的呢？浙江六千年前的遗址揭开谜团，教科书可能都搞错了！

本世纪初，在浙江宁波市余姚三七市镇相岙村，距离河姆渡遗址仅七公里的地方，考古发现田螺山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距今大约6500多年，时间上不晚于河姆渡遗址。

2004年，浙江考古队开始第一期300平米的挖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骨器等，其中更让人惊喜的是稻米与一种神秘工具。

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碳化稻米，总计高达几十万颗，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由此带来的疑问是，田螺山农业如此发达，那么他们是以什么工具种植水稻的呢？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中的数十件特殊骨器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研究之后，考古人员确认这些骨器就是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技术革命——骨耜（sì）出现！

田螺山遗址的骨耜，采自水牛肩胛骨，很像现代的锨和铲，从造型上看，应该就是当时农业工具，但到底能不能用，以及效果如何呢？考古人员仿制了一批骨耜，亲自使用挖土实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指出：骨耜对当时的农业生产作用很大，实验证实骨耜与如今铁锹类工具的效率相差不太大。

农业革命中的关键一环，就是生产工具的革新，因此田螺山农业之所以发达，必然与这种划时代的革命性工具密切相关。（下图，牛的肩胛骨）

更重要的是，如果大禹使用“耜”掘土治水，以考古人员试验结论来说，的确可以大幅度提升治水的效率。那么，大禹有没有可能使用类似田螺山骨耜的工具呢？

首先，史记记载大禹在位第十年巡游东南，到了会稽之后去世，后来就葬于如今的浙江绍兴会稽山（距离河姆渡遗址大约100公里）；越国始于夏代少康分封，少康中兴之后，将小儿子封于越国。大禹为何到绍兴巡游，少康为何将儿子分封到浙江绍兴一带？显然，大禹部落有可能源自浙江一带，自然早已掌握了“耜”这种工具。

其次，大禹使用的“叉子”，在史书上也被称之为耒耜，这种工具相传始于神农氏。

由于大禹与田螺山遗址相隔2500余年，中间存在技术进步问题，因此大禹使用的耒耜应该比骨耜更为先进一些。但为何大禹手持的却是不太利于掘土的叉形工具呢？笔者认为，要么古人搞错了，要么现代人理解错了，包括一些教科书。

大禹使用的“叉子”，被称之为“耒耜”，其中“耒”往往被认为是一根尖头木棍加上一段短横梁，横梁架在骨耜上面，这样便于用脚将骨耜踩下去，相当于骨耜的木柄。

但实际上耒与耜是两种工具，《易经》中说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lěi sì）之利，以教天下”，可见耒耜明显是两种不同的工具。

根据金文耒字字形来看（见上图），“耒”是一种古老的农耕工具，曲柄或直柄，带有两个叉的木棒，当掘土工具用，可见大禹手持的是“耒”，也有书中称之为“大禹耒”。起初，“耒”可能只有一个尖头，后来为了提升翻土效率，就被改为两个，成为了“双齿耒”。到了后世，“耒”演变为了“犁”，如今中国一些农村地区还在使用，有的是三个尖头。

由于“耒”是一种耕田工具，因此如今很多与耕田有关的汉字上，都有“耒”部，比如“耕”、“耘”、“耙”、“耦”等。（上图，耧车，一种用于播种的农具，下有三个开沟器，播种时，用一头牛拉着耧车前行，现代播种机的原型）

通过田螺山遗址出土的骨耜可见，“耜”的形状与今天的铲子相似。

因此，“耒”是一种耕田工具，估计前面需要有人辅佐拽动，“耜”是一种挖掘工具，形如今天的铲子。或许后来两者合一，成为完整的农耕工具，故而“耜”字有“耒”字旁。但论掘土的功效，“耜”明显要比“耒”大得多。（下图，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铜耒）

然而，即便不谈大禹部落是不是源自浙江，现**古也早已证实，早在大禹治水之前，中原与南方江浙一带有过密切的交流，“耜”这种工具必然会传到中原，考古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其中，比大禹晚的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耜”与如今铲子几乎别无二致），因此大禹治水时不可能不使用比“耒”更先进的挖土工具“耜”，既然大禹应当使用“耜”治水，为何画像中的大禹却手持“耒”？

显然，古人画出手持“耒”的大禹，要么赞扬的重点不是大禹治水，而是大禹在农耕上的贡献，只是现代人错解成大禹治水的工具，要么古人搞错了大禹治水的工具，要么古人认为大禹手中的“耒”是一种权力象征。

笔者认为，战国时还有木耒这种工具，考古就曾发现战国铁口木耒，因此秦汉时手持“耒”的大禹画像，其中的“耒”应是一种权力象征，而不是实用的挖土工具。也就是说，大禹治水的画像中可以手持“耒”，但不应该理解为当时的挖土工具，而应该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参考资料：《中国通史》、《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