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穆宗朱载坖 画像)
如果说,明朝历史上最好对付的皇帝是性格温润平实的穆宗皇帝朱载坖,那么最不好对付的皇帝,想来就应该是穆宗皇帝的儿子,万历皇帝。
但如果说万历皇帝是最不好对付的,难免会激起一部分读者的反对,因为有明以来的皇帝,似乎都不怎么好对付,何以把万历皇帝朱翊钧推到首位呢?
诚然,作者有着自己的理由。
太祖朱元璋对臣下十分严苛,曾经轰轰烈烈地借“洪武四大案”发动政治清洗,把将近八万多大臣送上了西天。
成祖朱棣雄才大略,当年以北平一城之地发动靖难,结果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造就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
中期的世宗朱厚熜,即嘉靖皇帝,尤其擅长太极政治,讲究“政令不由己出”,疯狂地挑唆大臣相互内斗,然后坐享其成。
相比之下,万历皇帝性格温和,甚至还有点懦弱,不管怎么看,都应该要比朱元璋,朱棣之流要好对付。
(明太祖朱元璋 画像)
不过,身为帝王,他虽然没有过于强硬的性格和手段,但却有着前辈们无法拥有的致命武器,而这个致命武器的名字就叫做:懒。
在积累总结了多年的政坛经验,以及经历了多年来受制于臣的执政生涯之后,这位大明王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十分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明王朝最大的敌人,不是倭寇,不是胡虏,不是匪患,不是辽东的女真人,而是朝堂上这些大臣们。
而对付这些大臣们的最好办法,不是像高皇帝那样举起屠刀,也不是像嘉靖那样用尽心思,而是消极对抗,晾着他们。
这不能怪皇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臣子们的确是有些太过分了。
万历皇帝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登基,那一年,皇帝只有十岁。
冲龄践祚的小皇帝没有能力独自处理国家政务,所以皇帝人生中的前十年,是在宫中学习和成长,而无法接触到权力的十年。
真正魁柄独持,说话算数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
所以说是“名相”张居正,倒不如说是“权臣”张居正。
张大人所揽之权,不是统领百官的臣权,而是治理国家的大权,是皇帝的大权。
我们必须承认,拥有权力,是张居正报效国家的一种前提条件,但张居正的掌权,即代表了万历皇帝的失权。
张居正当皇帝的家,做皇帝的主,使万历皇帝登基伊始就饱尝了失去权力的机会。
(张居正 画像)
我想,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情感,应该是复杂的。
一方面,张居正是一国之宰辅,对得起自己的地位,一生之中,有半生时间都在肝脑涂地的报效国家,王朝在张居正的手里逐步提升,很快有了中兴之景象。
但另一方面,失去权力的万历认为张居正的大权独揽,是对主上,对帝王的一种深深的蔑视,所以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立刻开始对他进行了清算,包括革去其在位时的诸多功名,以及废黜“张居正变法”的大多数内容。
只有等到张居正死了,皇帝才敢把心中的怨怼发泄出来。
可以见得,张首辅在皇帝的心中,恐怕是一座永远难以逾越的大山,难以忘怀的阴影。
所以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可以掌握权力后,皇帝立刻,马上,乃至于开始马不停蹄地收拢权力,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政由己出,大权独揽的帝王。
皇帝认为,虽然自己没有办法战胜张居正,但好在张居正已经死了,既然张居正已经死了,那么从此之后大明就是自己说了算了。
然而,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大明文官集团很快给皇帝上了一课。
文官们上管天,下管地,可以说是把万历皇帝管得死死的。
别的不说,文官们就连皇帝的立储问题都要插手。
皇帝最为宠爱的妃子,是贵妃郑氏,郑氏育有一子,为福王朱常洵。
(朱常洵 形象)
万历皇帝爱屋及乌,想要把朱常洵立为储君,但却遭到了文官集团们的强烈反对。
文官们以祖制为依据,指出朱常洵并非嫡子,而且也并非长子,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由此开始猛烈地抨击万历皇帝不守规矩的行为,并且在各种情况下干预皇帝的立储动作。
皇帝和大臣们的矛盾一触即发,皇帝铁了心的要立朱常洵为太子,大臣们也豁出去了,只要不死,绝对不能让皇帝得逞。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已经不仅仅是立储问题的争端,而是皇帝和大臣之间的角力,是皇权和臣权的“掰手腕”。
这场权力之争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实在可以称之为漫长。
这期间,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位,部级官员十余人,京官以及地方官员三百多位。
数不清的文臣武将被卷入其中,一百多人遭到罢官贬职,发配廷仗,但即便如此,事到最后,皇帝还是失败了。
多年时间,皇帝试过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诸如和大臣们激烈的争吵,采用强硬的手段来处理大臣,甚至低眉顺眼地恳求大臣,他都试过了,但没有一个奏效的。
最后,皇帝终于妥协了,福王朱常洵没有被立为太子,在大臣们的制约下,和皇帝宝位擦肩而过。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万历皇帝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
虽然死掉了一个张居正,但千千万万个新的张居正又站了起来。
(大明文官)
自己陷入了大明王朝文官政治的怪圈,大臣们擅结党羽,沆瀣一气,结成庞大的文官集团,而自己是孤立无援的皇权代表,将会永远的在他们的淫威之下沉沦。
在想明白这一点之后,万历皇帝对大明朝堂,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极深的失望情绪,而这种失望情绪又很快演变成了一种消极厌世的态度,于是,皇帝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漫长的一次罢工。
具体的时间,是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九月十六日。
从这一天开始,万历皇帝不再上朝,不再召见大臣,不再批复奏疏,不再处理王朝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儿。
他开始三十年如一日地在悠悠的紫禁城中蛰伏,休眠。
在这期间,无论文官们如何央求,如何抱怨,乃至于对他进行攻击和谩骂,他就像是一粒砸不扁,泡不透,烧不坏的铁豌豆一样,始终不闻不问,无动于衷。
文官们虽然能积极地在政务上影响皇帝,但那只是在朝堂上。
离开了朝堂,他们就成了下人,所以他们就算十分着急,也不敢撸胳膊挽袖子从后宫里把皇帝拽出来。
所以,回到文章开始作者提出的那个观点,这样一个懒惰的,挂机的,不上班的万历皇帝,实在是有明以来最难对付的帝王。
(明神宗朱翊钧 画像)
作为帝王,他的唯一工作就是治理国家,而他如果不工作,国家肯定要出乱子。
而这个乱子,又以“人滞于官,官曹空虚”最为严重。
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皇帝罢工,明王朝的官员任免工作面临着大面积的瘫痪。
从中央到地方,该升职的不能升职,该离职的不能离职,该增补的不能增补,该调任的不能调任。
原因无他,因为官员任免是皇帝的专有职务和权力,皇帝如果不去进行任免,谁也不敢代替他去做。
明王朝的人事系统出现了这样的危机,有些长期任职不能得到妥善安排的官员,等不到皇帝的批复,纷纷自行离退,结果政务系统中的官员们越来越少,以至于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
到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京师九部之中,只有户部和通政司有部长,刑部和工部的部长(尚书),由其它部门的官员兼职,兵部,礼部,吏部这三个部门既无尚书,也无侍郎,更无主事,偌大的办公场所只有公章,不见人影。
大理寺和都察院的情况更为凄惨,非但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连办事儿用的公章也早就弄丢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万历皇帝应该并不着急,而是很满意。
因为这件事儿从头到尾,都是皇帝一手策划出来的对文臣们的报复。
你们不是要我听话么?你们不是干涉我治理国家么?
你们不是要忤逆我的旨意么?你们不是什么都要由你们说了算么?
好!现在我不上班了,大明由你们说了算了!
呜呼哀哉,真是个可怜的万历皇帝,他居然只能用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或许,这才是帝王的常态吧。
(帝王的孤独)
人们总是把皇帝的生活想象得太过美好了,认为皇帝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做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但实际上,皇帝的日子,通常是是由不得自己的,并且十分乏味和枯燥。
万历不上朝的三十年里,恐怕日子要比宫外的大臣们,还要难捱。
巍峨的皇宫看起来十分伟大,但本质上是十分单调的。
即便宫墙之上,有雕梁画栋的图案,以及其它各种浮华的装饰,紫禁城也不过是同一种模式的重复。
春去秋来,宫女们把身上的皮袄换成绸子,再换成轻纱,再换成皮袄,又按季节和温度的变化,把用以装饰的花卉从房子中按顺序取出,反正无非是那么几样。
宫里数量庞大的仆人,他们落叶打扫,御沟疏通,和皇帝一样,过着日复一日,日日相同的生活。
这一切的一切,都无法改变一个人精神世界的空虚和寂寥。
在按着既定的剧本而逐渐流逝的时光中,没有惊心动魄,没有神奇境遇,这种死气沉沉的冷酷气息笼罩着皇帝,终其一生,也不曾改变。
因为说到底,万历的庙号虽然叫做“神宗”,但他并不是神,他无法和这个世界抗衡,他也无法击败大臣们,他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拥有血肉之躯的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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