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实现变法的局面，维新派人士感到了对这部分人才的渴望，因为这些人才不同于之前那种封建文人，是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于是当时维新派人士就把培养人才作为进行维新变法的头等大事。

维新派人士其实非常清楚，在当时那个年代，想要和日本一样实施变法，发展国内资本主义，使当时中国能够强大起来，靠朝廷上那些顽固派是万万不行的，就连那些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知识分子也是不可取，当下必须培养一批能够熟悉维新的知识分子。

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需要一批有新思想，新才干的人才，但是当时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已经把人们的思想禁锢，通过八股文选拔的人才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培养新的人才是当时维新派非常重要而且不能忽视的一项工作。

为了能够培养这些人才，康有为在189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当时这个草堂创办之后，各省的学子都来这里听康有为讲课，而这个草堂也成为康有为培养维新人才的一个摇篮。同时为了让这些新型人才能够让国家所用，康有为还向光绪皇帝上书能够搜寻全国人才。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例如练兵，资源开采，通商，和外国人打交道等，都是需要特定的人才才能操作，所以大量人才的保障才是变化成功的关键。

维新派同时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变法的话，不仅仅是需要人才，更重要的是需要人们的支持，毕竟变法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办到，所以还有必要形成一个庞大的人群。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国家，在近代的时候却遭受西方列强的多次进攻，甚至连“蕞尔小国”日本都没有打败，原因就在于不够团结。

1895年的时候，《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到了北京之后，当时正在参加会试的举人们非常生气，于是开始向清王朝的都察院联名上书，康有为看到这种情况之后觉得“士气可用”，于是联合向当时的皇帝光绪联名上书，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开士人群体干政的风气，维新派从中也更加认识到人才“合群”的重要性。后续的北京，上海强学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人才有了，群体有了，接下来的就是培养一些人才的综合素质了，这一点是维新派最看重的地方，康有为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很有贡献的，比如他非常重视思想教育，而且把思想教育融入到人生教育当中，而且也十分看重青少年的体育锻炼。同时他还重视德教，并且兼施智教、体教、实业教育和美感教育，其目的就是要全面提高人才素质。在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方面，康有为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并对后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启超所说“新民”，包括德、智、体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而中心则是新民德，当时维新派的教育就把德育放在了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