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殷商晚期开始，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帝国的雏形。这个帝国是一个早期的帝国，其中一切都含着了比较原始的遗留。尤其在社会的长成方面，深深的保留了民族社会的形态。至于土地的开发，也并非鸡犬相闻，野无旷土。而是在中国的主要部分，分散着许多城邦。到了周朝初年，摧毁了殷商的中心政权，也只是在表面上取得了诸侯共主的地位，实际上对于诸侯并不能做有效的控制。只有在武王时期，短短的几年中，维持了安定的局势。等到了武王逝世，厘室的内部起了纷争，所有旧有的城邦，也就乘机起了变化。然后才有周公东征的动作。

所以武王克商，只能算周朝“帝国”的序幕，要等周公东征以后，才算正式奠定了周朝“帝国”的规模。

先就华夏民族势力的膨胀一点来说。关于华夏民族，表面上看来，华夏民族好像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实际上却不尽然的。不错，华夏民族下的社会组织上，偏重血缘一点，尤其是男性系统下的传说。这似乎还是历史时期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并且历史时代的所谓“华夏”也不见得真是原始的华夏从血缘上推进而成的。

原始的华夏文化大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方有这么一个中心[1]。在这一个中心附近和这一个中心仍然会彼此学到了相互的影响。并且在这四周，还有不少流动的民族，一直接到塞外。这些流动的民族，当文化中心的政权有实力的时候，他们便附着于文化中心的政权，成为附庸的性质。如其文化中心政权的力量瓦解，他们也可能侵入文化中心，接受了传统的文化，而自己也冒充旧有的民族。所以中心文化一直发扬扩充，继续不断。至于领导的集团是否古来一系相承，就无从追究了。不过如其新的民族来到文化中心，他们也当然吸收前朝的贵族作为新朝贵族的一部分[2]，前朝的平民 作为新朝平民的一部分。所以结果还是混和的民族，相依下去。

这种混合的情形，越往后越加强，也就使得华夏文化的中心，越来越扩大。商代的势力范围，比夏代可能要大，周的势力范围就比商大。到了春秋战国，周天子虽然一点力量也没有，但是春秋的霸主，战国的各王，也都向边境伸展势力。使得华夏文化在不同的地区发展起来，等到机会成熟了，同样的文化，自然会对于统一的情势形成绝大的帮助。

再就政治组织的演变来说。西周到春秋时期，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封建城邦政治”。因为当时的列国，实际上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来源，第一种源于氏族，部落社会发展下来的城邦，而第二种却是周天子将其亲戚插花式的分封天下，建立成封建的诸侯。但是如其将第二种的来源追溯一下，那还是周公征管蔡三年战争结束以后，将打平了的叛乱城邦，给姬姜二族分封统治，只是换了一些统治的公侯，而诸侯间的政治基础还是建筑在固有的城邦上。

在商周的政治组织下，高层统治阶级的构成，还是以氏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这个氏族组织，以周代为标准，是天子为天下的大宗，天下的姬周族，都统在天子氏族组织之下以下，诸侯是一国的大宗，凡是一国之内，都统在诸侯氏族组织之下。再下是大夫是一家的大宗。成为大夫以后，就被“命氏”。这一个“氏”的人都说在大夫氏族之下。这种统治，不仅是政治的，血缘的，而且是经济的。依照周代封建的原则，大夫以下不应该再有私产。如其有勉强可称为私产的话，那只是王子直属土地，或者大夫的土地，给予一个“租佃”的权利。只是一个长期使用权，而不能说是私产。换句话说，不仅平民不应该有私产，士也不会有私产，最小的私产单位，是大夫的家。当然这种情形，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的改变了。

在春秋时鲁国的开始“税亩”就是一个显著的例手[3]。春秋记鲁国最详，所以记上鲁国初税亩，其实这种办法，决不是从鲁开始的。因为鲁国是一个最保守的国家，齐晋等个比鲁国改变的还迅速些。这种旧井田制度的破坏，是逐渐而成的。只是春秩时的“税亩”只是在国内的一部分的实行，到秦孝公用商鞅，就在全部国内，无保留的改变了。

至于改变的原因，国与国间的军事行动，应当是最大的原因。周代开始，周公是一个伟大改革者，以后就一直循周公所定的制度，成为极端保守的政治。西周的中央政府的责任就是以维持周公的成法为主。在这个原则之下，周王的统治，其中的第一件事要维持诸侯间的和平共存。除去外敌以外，诸侯间是不容许战争的。等到西京倾覆，各诸侯城邦之间，失去了维持和平的机构。凡是有野心的诸侯，都可以随心所想，扩充领土。凡是能够把国家军事化的，就容易得到胜利，反之，维持旧有的封建形式的，也就归于失败。经过了这种自然淘汰的结果，剩下来的国家一定是强大的国家，而强大的国家也就是改革过的国家。经过春秋二百四十年的过渡时期，终于形成战国时代，淘汰下来的七个战国（战国指有力作战的国家）。其中秦国是改变最彻底的国家，最后是秦国吞并其他六国。

这里所指出来的，战争只能认为说周初到秦，社会和政治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一个主要因素。其实周代创建的宗法，封爵和井田三位一体的制度，其本身也是随时在缓慢变动之中，而不是依靠“周礼”所能维系的。这其中当然要牵涉到人口的增殖，土地的开发，沟渠灌溉的增进，道路交通的改善，谷类新种的培植，远方国外文化的辗转输入，自由人的增加，工业技术及货币的衍进，因而引起商人在社会地位的新估计。当然冶铁技术的发展以及牛耕的应用，也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因素加起来，自然会形成政治与社会的基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