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和申遗成功的意义

良渚古城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东亚地区新石器时**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文明史提供见证。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和申遗成功的意义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

良渚古城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玉器。

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流域曾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

刚刚申遗成功的良渚古城遗址，什么来头？（一图看懂）

当地时间2019年7月6日10时42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

将中国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

遗产构成要素包括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分等级同时期的墓地（含祭坛）等。

一系列以象征其信仰体系的玉器为代表的出土文物，也为其内涵及价值提供了有力佐证。

2018年1月31日，浙江杭州，航拍良渚古城遗址。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

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此外，城址的格局与功能性分区，以及良渚文化和外城台地上的居住遗址分布特征，都高度体现了该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这件玉琮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琮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6月30日至7月10日在阿塞拜疆首都、世界遗产地巴库召开。

共有来自135个国家的近2500名代表出席，阿塞拜疆文化部长阿布法斯﹒加拉耶夫担任会议主席。

会议共审议各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35项，其中文化遗产28项、自然遗产2项、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5项。此前，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经会议审议，已顺利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收到良渚申遗成功的消息，

网友纷纷表示祝贺！

▼▼光明日报持续关注良渚遗址，曾刊发过多篇报道▼▼

简介：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同时。2007年发现了良渚文明的都邑——良渚古城后，新近又确认古城外围存在一个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其年代距今约5000年，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

该水利系统是良渚古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证实良渚古城由内而外具有宫城、王城、外郭和外围水利系统的完整都城结构。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结构保存最完整的早期都城系统，将中国水利史的源头上推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

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均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正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其水利系统发现的意义不言而喻。同时，世界其他的早期文明中，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均为旱作农业文明，以小麦种植为经济支柱，水利设施多为以灌溉为目的的水渠、水窖、池塘等形态。与之形成对照，良渚文明是东亚湿地稻作文明的典型代表，其水利系统以堤坝形式出现，带有明显的防洪调水功能。东西方文明所存在的这种差异性，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专家点评：良渚水利工程的发现与认定，可以说是证明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并非只是传说，而是有所依据的。这个水利工程比大禹传说还早一千年，就已经如此发达完备，不能不令人惊叹。另一方面，通过如此大型的工程，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复杂化。

《光明日报》2016年05月17日5版《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 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

（图片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1936年11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首先在良渚镇一带发现并发掘了多处史前遗址。1959年，良渚文化被正式命名。

考古专家在剥剔随葬器物。（图片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江苏、上海和浙江取得的一系列接踵而至的重大考古新发现，良渚文化在物质生活、聚落形态、组织结构、等级分化、精神信仰、礼仪制度和文明化进程等方面的内容大大丰富。

良渚古城勘探工作照。（图片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随着1986年反山遗址的考古发现，良渚和瓶窑一带，更是独领风骚，反山、瑶山、莫角山、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处遗址点，如同一颗颗珍珠陆续浮出地面。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将散落的珍珠串成了项链，一座消逝了4000多年的史前古城初露端倪。

瑶山11号墓玉器出土情况。（图片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1986年秋季发掘现场。（图片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1986年夏季发掘坑位。（图片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随后，古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深入，它的空间格局、功能分区以及各类遗存的内涵日渐清晰。2010年，古城的外城得到初步确认。

良渚古城遗址西城墙。（图片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2015年，发现和确认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

外围水利系统分布图（图片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2013年12月5日，新发现的栈桥码头考古遗迹发掘现场。（图片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是良渚文明的中心，遗存类型丰富，遗址格局完整，揭示了中华文明国家起源的基本特征，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最完整、最重要的考古学物证。特别是与古埃及、苏美尔文明同时期建成的良渚古城，无论规模和内涵，在世界同类遗址中都极为罕见，堪称“中华第一城”，曾多次列入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鸟瞰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图片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2013年，被国际考古界选入“2011—2012世界10项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界专家从全球99个候选名单中投票，埃及金字塔聚落得票第四，良渚古城得票第五）。

科林·伦福儒。（图片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先生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表现出一种文化的交流和联合，是具有共同观念的文化联合体形成的标志，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图片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良渚古城遗址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这一被远远低估的时代正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诉说着来自五千多年前的文明，这不止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来源：光明日报全媒体总编室 综合《光明日报》2016年05月17日5版、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网、良渚遗址官网、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委员会 等

责编：王子墨

编辑：孙岱 吴亚琦

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原标题：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作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此次申遗成功有何特殊意义？我国将对良渚古城遗址开展哪些后续保护管理工作？应如何看待我国目前世界遗产数量世界领先的地位？正在阿塞拜疆出席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书面专访。

■ “从学术上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

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何特殊意义？

答：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是标志性事件，不仅为祖国华诞献上贺礼，而且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得所有中国人庆贺。

首先，良渚古城遗址从学术上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国际社会仍不时出现一些杂音，认为中华文明应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算起，也就是说能实证的只有3500年左右。

在本次会议上，与会的各委员国一致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依据和确凿的学术支撑，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古遗址的空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为世人认识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提供了又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窗口。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表明了它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国际上得到了高度肯定，意味着它所代表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意义重大。

其次，良渚古城遗址是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阵地。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其深厚底蕴还不相匹配。中国要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靠的不仅仅是经济，还要从文化上着力。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意味着我们又多了一处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阵地，必将对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产生积极作用。

第三，实现了保护和申遗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探索。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始终贯穿于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杭州市、余杭区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在考古研究、遗址管理、社区建设、文化传播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良渚经验”，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申遗工作，既要发掘、传承、弘扬我们的古代文明，又要积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今后我们还将在这方面不断探索、不断完善。

■ “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管理任重道远”

问：下一步，我们将对良渚古城遗址开展哪些后续保护管理工作？

答：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管理任重道远，不能有丝毫懈怠。

首先，我们将认真落实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议，妥善解决遗址内的过境交通问题，有效应对未来游客数量增长带给遗产完整性的潜在威胁，调整完善遗产保护区划，提升外围水利工程遗址保护等级，制定风险管理和灾害预防规划文件，继续推进考古与保护相融合。

其次，我们将继续深化良渚古城遗址考古研究工作。关于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我们还远未了解其全部，还有很多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我们将科学制订考古工作计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拓展考古发掘范围，推动跨学科合作，不断深化考古研究，朝着全面深入揭示良渚古城遗址文化内涵的目标不断迈进。

此外，我们还将努力提升良渚古城遗址的展示阐释水平，在做好遗址保护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考古研究成果，对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进行更加专业、生动、深入的呈现。在此过程中，将统筹好专业化和大众化两个维度，推进考古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创造性转化，树立大遗址保护利用典范、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样板，通过引导发展文化产业、文创产业、民宿经济等，积极助推遗址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遗址保护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和理解，使周边群众更加自觉、坚定地参与到遗产保护中来。

■ “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问：截至目前，我国已拥有55项世界遗产，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国。您如何看待我国近年来申遗工作取得的成绩？

答：我国世界遗产数量世界领先，是由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所决定的。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特征鲜明、分布广泛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相对于世界遗产数量，我们更关注的是世界遗产的保护责任与义务。保护和管理好这些珍贵的世界遗产是中国政府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庄严承诺。《世界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每一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都必须接受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与监督。

因此，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我们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投入更多的精力、物力和人力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快解决当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法律体系不完备问题，采取科学手段妥善保护遗产本体真实性和完整性，提升展示阐释水平和遗产保护融入社会发展的程度。

同时，世界遗产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也意味着我国在相关领域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今后，我国将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以及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的深度合作，在相关平台上发挥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进一步推广世界遗产保护理念，也将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与中国理念，通过各种形式分享给世界同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我国将进一步参与国际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推进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震后文物抢救工作，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加强协调、合作，同时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展示阐释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与世界上一些遗产大国相比，我国在文物保护、法规建设、文物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需要各部门之间进一步加强交流、沟通与合作，积极吸收国际理念，学习各国成功经验，不断加强能力建设，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努力成为与世界遗产数量相符的世界遗产强国。

（施雨岑 王思北）

来源：人民网